这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广的一首诗，“饿死诗人”几乎已成为当代成语。但它又是我最不忍回读的诗之一。有一次去北京，青年诗人沈浩波提到并指出他喜欢我的另一首诗《刺杀萨达姆》，我说那首诗已被我抛弃了，因为形式上的问题。《饿死诗人》也是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说呢？从读者的角度回读它的时候，我能听出一个“男中音”（浑厚有力，标准极了！）贯穿了它的始终。所谓“男中音”肯定来自有公共发音标准的“美声唱法”，或者说它属于话剧演员和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属于一种标准的新华社播音法。那声音肯定不属于我个人--“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这种腔调像职业演说家，我真是厌恶极了！它怎么可能是由我的嗓子发出来的？！在大型的朗诵会上，这是一首可以放声朗诵并能取得良好效果的诗，这也证明了它的失败。能够在诗中产生这样一种“男中音”，还是因为在诗人的意识里有登高一呼的“代言”意识在作怪。我早年所受的朦胧诗（意象诗）教育在这首诗中留下了不干净的痕迹，譬如；“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猪鬃般柔软吗”再比如：“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它们挥舞着一弯弯/阳光之镰/割断麦杆 自己的脖子”，又比如：“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公平地说，形象蒙太奇的意想对位，通感的运用都不可谓不精巧，不可谓没有才华，但这并不是我才华施展的方向，意象诗与口语诗能够兼容吗？我认为不可以。所以《饿死诗人》中出现了这些，只是一些不干净的痕迹。意象诗的影响导致我在1990年前后的诗作时有“夹生”，像《饿死诗人》、《刺杀萨达姆》正属此类。当年，我喊“饿死诗人”针对的是海子之死掀起的麦地狂潮，后来批评家与读者读出了它对时代的命名意义（我本来无意如此），这当然不是误读，我说出了“饿死诗人”的内在逻辑。总之，也许一首问题多多（对诗人而言）的诗更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传统的问题，他们就是喜欢有问题的传统。

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残废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

还有我的腿

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着霉味

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1991）

与《车过黄河》、《饿死诗人》相比，《结结巴巴》要更完整更成熟一些，也令我稍稍满意一些。它作为文本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性已达到新诗史上的顶峰，事实如此，这无须论证。我几乎是在完成了这首诗的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长久以来，它让我得意洋洋。我是在下班回家的自行车上来了灵感的，我从第三代诗人那里学到的高度的语言意识（韩东名言：“诗到语言为止”）终于涨破了，一个极端的灵感的产生宣告了我是这个时期的终结者。用结巴的语言写一首关于结巴的诗，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于坚在第二年完成了他的长诗《0档案》，我在《大家》上读到它时已经更晚，我没有感受到许多先锋批评家所表现出的兴奋，因为我觉得于坚的语言实验意识已经落伍了，还属于第三代在80年代中后期所玩的那一套：把语言搞乱，尝试语言的无限可能性--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就充满了这样的企图，《0档案》比《自由方块》更好，只是因为于坚比周伦佑更具有做诗人的才气，意识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结结巴巴》和我的其它一些诗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上发表以前，周伦佑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建议我把《结结巴巴》写成一组，并说这组诗足以让我在诗歌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说他空着版面等我都可以。我确实辜负了佑兄的好心和美意，我回信说那样做太刻意了，所以不打算做这样的尝试。第三代“实验室中的实验”（我的命名）其实是书斋写作的形式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是代表保守与反动的另一种，我与二者一起说了拜拜。我好像是在自卖自夸，其实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看出来，所以自我批判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只是自己把问题说出来。《结结巴巴》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它太崔健太摇滚歌词化了！这种节奏感，这种EI声韵。我说崔健是中国最棒的诗人，因为他是歌手所以这句话成立，但如果真的把他视为诗人，这句话难以成立，不信你可以把崔健的歌词当诗读，这些唱出来很好的歌词不过是老实巴交的准格律诗嘛！所以我从崔健那里没有偷到对诗而言有益的东西，除了他的节奏加强了我语感中的力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