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和姐姐重新投入学习和写作，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憧憬的时候，我19岁生日到来了。那天早上妈妈给我穿衣服，我意外地发现右手臂没有知觉。我认为是自己翻不动身睡觉时压得不活血，姐姐在一旁却吓哭了。妈妈也慌了手脚，忙把姐姐春曼锁在家里，借了一辆手推车带我去医院看病。由于我体质不断下降导致多发性神经根炎，又名“格林巴利综合症”。我问医生：“阿姨，治这种病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医生转向母亲说：“你先去交2000元住院押金吧。”我知道妈妈兜里没有那么多钱，家里也没有，就坚持不住医院，强烈要求回家。我安慰妈妈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咱们回家打几天吊瓶就能好！”妈妈拉我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哭，念叨着爸爸的名字希望他能保佑我快点好起来。很快我从脖颈以下全都失去了知觉，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动，喉咙吞咽食物也很困难。妈妈为给我治病求亲告友，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筋疲力尽的妈妈每顿饭只吃咸菜疙瘩就白饭，把仅有的一点青菜省下来给病重的我补充营养。我又想到了死，想让妈妈和自己都解脱。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实在不想、不忍心让妈妈为我治病四处奔波，我不愿让妈妈为女儿治病看别人的脸色，妈妈已经是忍辱负重，债台高筑了，我不能再让亲爱的妈妈苦下去了！”我拒绝用药，也不肯吃东西。深夜从昏睡中醒来，看到满面泪痕的姐姐守在身边，我问：“我是不是要死了呢？”姐姐含着泪水强作欢颜地告诉我说：“医生说你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只要按时吃药打针很快就会康复的。”姐姐坐在我身边给我读海迪姐姐的《生命的追问》和海伦?凯勒的《假如再给我三天光明》。我边听边流眼泪，我知道姐姐的用意，我说我想写字，姐姐想办法把钢笔用橡皮筋绑在我稍稍还能动一点的左手腕上（右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又艰难地给我铺好稿纸（姐姐的全身肌肉已经萎缩无力）。我努力地写字，向生活发出了我最后的呼唤——《假如生活肯再给我一次机会》。这篇2000字的自传体文章我整整写了三个昼夜，由于时而昏睡，手不住地颤抖，字迹写得歪歪斜斜，姐姐帮我填写了信封邮寄给了北京的赵泽华姐姐，这篇对生命的渴望呼声发表在1995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在爱心的关怀和亲情的鼓励支撑下，在经历了那样三天三夜的痛苦和艰辛磨炼之后，生活的大门又一次向我敞开了。

在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之后，我和姐姐春曼又投入到了我们热爱的文学写作当中。我和姐姐春曼写的散文、小说、诗歌先后在《新青年》、《家庭生活指南》、《三月风》以及《家庭百事通》等报刊杂志上发表。2002年7月，姐姐写的《生命，无法拒绝的那份苦涩和美丽》和我写的《命运是海，我是帆》在《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生命礼赞征文”中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开书亭，办热线，笑对人生

成年之后，尤其是身边的表姐妹有的考学走了，有的走入社会参加工作，我和姐姐面对家庭的窘况也开始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赚钱养活自己，分担妈妈肩上的重担。由于生活困难，妈妈已节省到不能再省的地步。在我们生病住院时，她怕给年龄已大的外婆添麻烦，一天只吃一顿饭，舍不得去买一点吃的，这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我和姐姐商量着想找份事做。但是身体健全的人找工作都很难，何况是我们这对重残姐妹呢？生活的压力向我们步步紧逼。我们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孙大姐信箱》的节目主持人孙恂大姐写去一封信，倾诉了我们内心的苦恼和迷惘，孙大姐很快就给我们回了信，她非常理解、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说：“走出去，自己独立起来。”她建议我们开一个书报亭或毛衣编织店。有了孙大姐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好高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开一个书报亭。孙大姐在北京卧病期间给我们亲笔题写了“培君书亭”的店名。1997年在贺岁的爆竹声中，书亭开业了。

妈妈每天推着我，送我到书亭，再返回家里照顾重残的姐姐。有一天妈妈给我送中饭，天很冷，细碎的雨滴夹杂着初春的风沙打在面颊和手上很痛。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饭，妈妈把饭盒焐在怀里走得很急，在钻过一个铁栅栏时头被铁钉扎破缝了四针。弟弟闻讯赶到医院，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饭要凉了，快送给你姐姐吃！”那一顿饭我是就着泪水咽下的。那年冬天弟弟东海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接姐姐回家，路上遇到塞车，等通车后回到家里人已经冻得僵硬。我们坐在轮椅上大小便不能自理，不敢喝水、吃流动食物，由于身体缺乏水分经常引发咽喉炎，浑身乏力。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在妈妈和弟弟的理解和支持下坚持自立，尽管辛辛苦苦每月只能挣得百元左右的收入，但我们心里是快乐和充实的。

我和姐姐热爱文学，与文学交流就是一个恋爱的过程，当一篇文章完成后，似乎就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文章发表后，我们经常能收到一些陌生朋友写来的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有130封，给我们写信的有军人、学生、教师，也有社会青年和国家公务员。他们在向我表示钦佩和鼓励的同时，也向我倾诉了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苦恼和心里的小秘密。面对这些来信，我们每一封都认真阅读，很受感动，然而由于经济和精力有限却不能一一回复，心里很不安。有一个上海女孩儿在信中告诉我们，她16岁那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了，母亲知道后非但不保护、呵护她，反倒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和伤害她，这使她很自卑和无助，又担心事情会被老师和同学知道了自己没脸做人，每天都生活在不安和恐慌中。她好想能有一个人听她倾诉，但是又不能向身边的朋友讲，就给我们写了这封信。然而却没有勇气留下通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