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下了四环路，我终于开口道：“我还一直没跟你道谢呢。”

彬抽着烟，望向窗外：“谢我什么？”

“没你家老爷子出马，我恐怕已经下岗了。”我随意地敲打着方向盘，“他老人家能及时现身，恐怕不单是我运气好吧？”

“你女人给我打的电话，要谢回家谢老婆去。”彬不领情，“这事没必要谢我。”

伯父讲情，虽说勉强保住了我的饭碗，但从正队长一抹到底、全局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我在寻觅“证据”的伊始，做梦也不曾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能把老白放出来的话生生撅回去，老爷子能量真大。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代价的吧？我不想给咱爹添太大麻烦。”

彬没说话，嘴角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几个案子的结果都不理想，老白的位子还这么稳。干爹付出的“代价”，也许有着某种层面上的“等价交换”。谁知道呢?

“政治部换了新领导，据说是打算跟老白抢刑侦一把手，你猜是谁？”我故意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希望能从彬口中得到证实。

他厌烦地摊了下手，一副“关我鸟事”的样子。

“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没想到吧？”我靠路边把车停进车位，“走，陪我上去见郝萌一面。”

彬显然不大情愿：“你就因为这个案子闯的祸，检点为上。”

“苏震放了，郝建波也杳无音信。我答应过郝萌的事……最后好歹堂堂正正给个交代。”我扶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无终吧？”

见到郝萌我才发觉：能拿出来说的，确实不多。

我“取证”一节自然是不能提的，郝建波的现状更不能透露，牵连到破案过程的都得隐去；能讲的，也就是公安机关神通广大，最终将真凶缉拿归案，但苦于缺乏证据，只得放人结案。

不巧的是，老两口刚好都不在家。

当我鼓足勇气向郝萌说出这个无奈的结果后，面对她梨花带雨的小脸，我竟然连句“对不起”都无力再说出口。

就像杨延鹏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这才发现，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彬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

郝萌被彬看来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声低了下来。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却无法摆脱坐立不安的较劲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过头望向我。他的瞳孔中仿佛还残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却尽是笼罩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冷漠，以及——分明是，一种兴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

我愕然，无言地望向那张充满稚气，却又在七年前击败了所有探员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许无关年龄。但那一年，郝萌才几岁？ 

相比较，我苦心诣造的伪证，真是小巫见大。

彬早已了然于胸，却只是旁观不语。我绝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举着装满人性碎片的万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复把玩各种简单变幻的丑陋图案。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