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晓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养成了正直勇敢、爱憎分明的品质，在幼儿园时，就有“小大侠”的绰号。上学后，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调皮捣蛋的男同学都惧她三分。“文革”前，父亲转业到一家机械厂当厂长，由于敢抓敢管，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这些人成了造反派，阎晓的父亲成了他们的批斗对象。一次，父亲高烧不退，母亲想让父亲休息几天。造反派哪管这些，冲进屋子就要揪阎晓的父亲走。只有六岁的阎晓抡起菜刀，立在屋门口吼道：谁要动我爸一根汗毛，我这刀决不留情！阎晓的哥哥弟弟们也拿起炉通条、笤帚，准备与造反派“决一死战”。几个造反派相互瞅瞅，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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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阎晓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屋里只二舀自己，他从办公室借来几份关于经济形势分析的文件，想再消化一下，没想到，座机一声紧似一声响个不停。二舀连接三个：第一个是找打更老王头儿的，没等二舀说话，对方就知拨错了，说声“他妈的、打错了”。第二个是推销邮品的，醋溜溜的山西口音，背书似的没完没了。二舀不是头一次接这样电话，如果不叫他背完，过不久还会缠你，索性把听筒放下，由他自己玩去。最后是个女士，找阎晓的。出于礼貌，二舀客气地多了一嘴，说阎晓下去了，方便的话可代为转达。对方立马急了：啥叫下去了？哪有像你这样说话的。不等二舀解释，对方一声“讨厌”，挂了。三个电话给二舀整得心情不悦。

午饭后，二舀想换个清静地方，于是，从办公室借来接待室的钥匙，掐着一摞文件准备锁门，此时座机又响了。接还是不接？二舀犹豫着。这几天他大致算了一下，共接了十多个电话，一半与工作无关。不过，这短暂地离开，竟有点惜别之情，萌生出接听的冲动。

“你好，工业局企改一处，请问您找谁？”

“我是国家委王文彬啊，怎么称呼你呀？”

“啊？！是国家委王主任？我李二舀呀……”一听是王文彬，二舀头嗡的一下，八分是受宠若惊，又两分疑惑不解：这么大的官要与谁通电话，得由秘书接通才行呀，今天怎么直接打到处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