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不能打我一顿完事吗？或者关我禁闭？或者跟那些脱口秀节目上的父母一样几年不跟我说话？拜托，爸！”

“我决定了！板上钉钉！如果你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可以帮你托托关系，不过你得乖乖地给我去上班。”

我跑回自己的房间，像小娃娃一样号啕大哭，放大嗓门尖叫：“你们就是不懂我们这一代小孩的压力！”

我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幻想自己像十二岁时那样溜进那座宅子，取回球拍。

不过我也知道，我现在屁股有点儿大，钻不过那扇窗户了——而且它应该已经被换掉了，新房主也一定装了一套保安系统。再说，那么多的房间和壁橱，我上哪儿去找球拍呢？而且，我在房子里找来找去的时候，一定会被拿着枪或某种中世纪刑具的怪叔叔逮到。一份兼职工作应该没这么危险，不过也好不了多少就是了。

这个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吸血鬼——我从没听说过德古拉伯爵有工作。

说起关系这东西，如果我老爸认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者英国女王，那就是美事一桩。但是认识阿姆斯特朗旅行社的珍妮丝·阿姆斯特朗，对我而言可算不上什么好事。

每个礼拜有三天，我放学后得到这里打工，装出活泼的声音接电话，忍受刺眼的闪光影印各种票券，跟那些第N次去欧洲的小资们交谈。更糟糕的是，这里对服装的规定太老土了。

“我很抱歉，不过你不能穿这个……”珍妮丝盯着我的鞋说。“你们小孩管它叫什么？”

“军靴。”

“我们这儿可不是军队。另外，涂唇膏可以，但你得涂红的。”

“红的？”

“不管哪种红都可以。”

听起来真是宽宏大量啊！“粉红怎么样？”

“粉红最好不过了。而且你要穿裙子，但别太短。”

“红裙子？”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