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无不罩上来自“两个凡是”和“三七开”的浓重阴影。

公元一九七八年底，也就是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步履维艰的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绝对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二战时期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或相当于如今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其中陆续因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即一千万人，尚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和等待无望的还有一千万人。

即使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被称做“知青”的人们中间，由于有下乡和支边的区别，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居住、劳动都很分散，同农民一道挣工分，两年后可指望招工回城。支边（兵团）知青则享受微薄工资（二十六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是一九六九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知龄”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国共有十二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二百余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于兵团知青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要求回城和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愿望无疑比任何其他人群都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势不可挡。

问题在于：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整整两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路线始终未能拨乱反正，知青的生存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并加速触发他们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一九七八年一至十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一百五十三人，另外失踪三十四人。其中自杀三十九人（还有未遂者数十人），跃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

不仅仅云南，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等全国各大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率也急剧上升，其中尤以自杀事件明显增多。由于知青普遍对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因此各垦区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暴力事件和犯罪率也不断上升。知青问题同样困扰着城市。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常年滞留京、津、沪无故超假不归的知青就达两万多人。

难怪当时一位有远见的农垦部领导在视察了南方各大垦区之后，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我们原先天天讲要把知青问题放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但是‘路线高度’究竟是什么？培养接班人决不是一句空话……缩小三大差别要靠发展生产，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个亿来补贴知青的政策亏损，这个包袱不是越背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再下去十年、二十年行吗？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后来这位领导不无忧心忡忡地断言：

“……知青问题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3

一九七八年秋，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形成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并报经华国锋批准，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并成为今后各地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文件依据。

《四十条》不仅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