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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这场酝酿已久的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十几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诱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该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该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十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里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沫终将冲决桎梏喷涌而出。

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为引发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对于一九七八年发生在云南橄榄坝农场的那起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许多年后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农场那些干部，生了病就上景洪，上昆明去住院，知青生了病只能就地治疗。如果回家去看病，不仅路费医药费自理，还要扣发工资和粮票。

“徐玲先死得好惨！他们母子的尸体停放在停尸间，谁见谁落泪。以前年年都有知青死于难产和各种医疗事故，但是对知青的震动都没有这么大，大家生活得压抑麻木，没有人主动把别人的悲剧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次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知青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任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燃冲天大火。

“我同徐玲先生前关系不错，她比我大几岁，是个性情开朗乐于助人的人。我们几个女知青本来准备替她料理后事，开个追悼会，不料农场借口尸体腐败要强行掩埋，听说又抓了几个男知青。那几天气氛紧张得不得了，场部机关增加了武装岗哨，到处都有值勤的民兵，很有些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不少胆小怕事的知青就悄悄溜走了……”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则点燃一支“红双喜”香烟，抑制住激动缓缓地说：

“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怪只怪我们那时太幼稚，现在看来，农场当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知青政策，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和极‘左’路线的产物，大环境不变，知青的境况决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问题在于农场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在连队的工作是赶牛车。大家推选我出面与农场交涉，是因为我说话做事比较客观冷静。我们连夜草拟了一份请愿书，有几百名知青签名。不料农场拒绝谈判，并把我们几个出头露面的人列入‘坏头头’的名单。事情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背水一战，拿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人生难得几回搏’……”

周俐敏和李孝林是一对患难夫妻，现在都在重庆市工作，有一个并不富裕但很温馨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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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长期压抑的怨愤和不满终于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同知青对峙的僵局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小时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橄榄坝农场的一、二、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