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队伍好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流，在南国十一月晦暗的天空下缓慢流动。景洪交通阻塞，车辆停驶，行人纷纷驻足。

一位亲眼目睹游行场面的傣族老波涛（注：即老大爹），退休公路养护工岩孔回忆说：“……开始大家都很紧张，领导让大家待在家里，说弄不好要出大事，后来知青果然进城了，有几万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是他们没有闹事，也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冲突，而是坐在州委大门口，一连坐了好几天……那个死人我看见了，还有孩子，啧啧真惨……别的我说不好，游行是不对的，农场不是有领导么，干吗非要跑到景洪来游行？闹得城里乱哄哄的，交通堵塞了好几天……”

另一位退休教师董木康则直率地说：

“……我是同情知青的。那些孩子真可怜，千里迢迢来边疆，一干十来年，可结果呢？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我相信物极必反的道理，要是当时政策合理，知青就不会抬着尸体进城来……至于游行本身是否恰当，那又另当别论……”

机关干部秦先仁亲自参与同知青谈判的工作，他的思想被现实冲击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知青游行，我看同社会大气候有关。我们做干部，往往只听信政策宣传，相信报纸，对世事民情不甚了了。知青生活从前苦不苦，从前有没有流血死人甚至更大的事故发生？当然有，为什么那时不闹事，偏偏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来闹？……‘民主墙’，‘伤痕文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别人都在起劲地否定‘文革’，那么上山下乡究竟该怎么看，知青该不该理直气壮地回城？……这么多问题，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敢这样想，所以同知青谈不到一块儿去。这不是对谁有成见，是个观念问题……其实知青自己起来捅开上山下乡运动的盖子未必是件坏事，它让全社会都注意到知青问题的严重存在，并且再也不容漠视，这也符合党中央‘大胆解放思想’的原则……”

无论当时的人们怀着怎样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待这场知青大游行及其后果，知青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确实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反抗如石击水，在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省平稳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一块大石头。

云南昆明。橄榄坝知青游行的消息一经传来，社会舆论哗然。省委负责同志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云南知青闹事的消息以电讯稿形式出现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

北京。长途热线电话传达国务院负责人讲话精神：要说服知青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要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等等。

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加强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唯恐出现云南闹事的全国性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