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优先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当务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晾晒即成。连里下达任务，每人完成三百块，男女一视同仁。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动。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场火灾中，头脑最冷静也最富有经验的当数该连连长。他不仅一口气从自己屋子里抢出寥寥可数的行李衣物，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冒着屋顶坍塌的危险，从大火中抢救出一罐精心制作的辣椒腌菜。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当她们好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狼狈逃出来时，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相当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又尖叫着奔回屋里去取衣服。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最先掠过一种不祥预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为什么，我凭直觉意识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后，这个已经当了一对双胞胎母亲的成都光明服装店业务女经理对我说道，“我们班女生住一间宿舍，紧靠失火的第二间。当我惊醒时已经睁不开眼，到处浓烟滚滚，慌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启芬的声音，但是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浑身火辣辣地痛，而连队转眼间已经变成一片灰烬。许多人围着我，有领导，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一沉。我惊骇地想起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和浓烟里小晏揪心的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