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才强大。比如巴勒斯坦、陈富汗等一些国家，物质匮乏，人们生活在贫穷中，看不到希望，人肉炸弹就出来了。人肉炸弹是怎么来的？被精神害的。精神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就很奇怪的异军突起了。物质越匮乏，精神就越强大。因为这个时候，假如没有精神支撑，人怎么活？信仰就来了，像一个巫婆，手抱一本精神方面的书，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牵引着劳苦大众走向圣坛，让精神去燃烧他们贫瘠和骚动的灵魂，从而大胆行事，充当人肉炸弹而献身于信仰。信仰是统治人思想和左右人行为的最可怕的武器。当一个国家的物质丰富起来后，信仰就退位了，成了令人讨厌的巫婆，没人相信她，甚至操起棍子驱赶她了，认为它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我们要感谢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物质文明释放了人的欲望，不要一谈到欲望就皱眉头，欲望并非贬义词，它是指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这种目的或这种要求便是人向上的动力，有欲望，社会才能发展，没有欲望的社会，那就只能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了。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由于物质匮乏，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坐在取名为“向阳院”的正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破房子里，一边学习，一边向毛主席表决心，甚至写决心书。那时候，我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除了揪斗，就是被组织起来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那样的文章，个个都变成了愚公，天天扛着锄头去挖防空洞。湖南第一师范（毛主席母校）的防空洞，左一条、右一条，四通八达的，就是我父亲他们那辈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和军统特务的老同志们一天一把汗水地挖的，让他们把剩余的精力耗费在挖防空洞里，也是让革命群众白天无须看见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从而好热情高涨地干革命。当然，也许老一辈人不是我这样想，我这人思想落后，很小就受人欺负，把进步思想都欺负得没有了。物质财富解脱了精神枷索，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放出了今天的中国。成功人士才一个个冒出来，国家的注意力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商人，只有掌握了“舍与得”这套生存哲学的、甚至吃透了这套生存哲学的人，才能在生意场中红火起来。这都是在与生意人交往中感觉到的。钟铁龙懂，所以他能越做越大。但钟铁龙不是成功人士，他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在那个转型期的年代里，在原始积累上干了太多的罪恶。

奉荣梅：7、应该说，好斗和占有金钱的欲望，使得钟铁龙在石小刚怂恿下参与第一次抢劫，成了万劫不复的罪恶之人，他的灵魂一直在惶恐中挣扎，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捕捉这些心理痛苦挣扎。这些描写铺陈，从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来说，哪种更大？更明显？

何顿：两种意义都有。社会意义上可能更明显。这是在陈述一个这样的事实，如果钟铁龙和石小刚不联手干那桩罪恶，他们也能把自己做起来，事实上他们犯下的第一桩罪，抢的第一桶金，对他们之后的发展丝毫也没起作用。唯一的作用是他们因做了那件事，致使两人义无反顾地踏入了五彩缤纷的社会。关于钟铁龙的灵魂在惶恐中挣扎，对他入睡后梦境的描写，那是在一个主题上徘徊，那个主题是罪恶本身。罪恶不会因躲避了公安的侦破就能心安理得，它是棒槌，能在夜深人静中敲击人的心灵，让他或她惶恐。很多人以为，犯了罪，只要人不知鬼不觉就没事，那要看你犯的是什么罪。如果是犯的大罪，杀人罪，那个罪就不会轻易从他或她身上逃脱。几年前，我听人说，常德安乡那个杀人犯张君就跟记者说，他杀人后，表面上平静，晚上却常常惊醒，害怕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紧追着他，即使是在远离罪恶现场的地方，噩梦那条凶猛的藏獒也会追赶他，在他睡梦里攻击他撕咬他。没有人能真正做到犯下大罪后毫无恐惧感，这种心理是一定要写的，这也是对人性内心的挖掘和探索。噩梦是罪恶的附属品，就像床单和被套是床铺的附属品样。你没有床，你要床单和被套干什么？你买了床，床单和被套自然也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