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说《黑道》也打了出来

何顿

小说《黑道》起笔于二００五年，竣稿于二００七年。那几年有好几部国内产的电视连续剧《黑冰》、《黑洞》等，很多人都叫好，我看了，也觉得不错，但又觉得有些不对的味儿，也不知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就是有，去不掉，总觉得这些黑社会方面的电视连续剧和香港拍的这方面的影碟，不是夸张得脱离真实，就是在创造一个弱智人的世界，感觉上就是这样。不是导演弱智，便是演员弱智，要不就是导演以为观众弱智，便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变弱智，好让大家一起弱智。以我的浅见，黑社会人物虽然张狂，可也不是那种标签似的，走路摇摇晃晃，一副把自己做黑社会人物展示的形象。尤其在大陆，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会允许黑社会那样的组织存在？黑社会人物难道这一点都不懂？不懂还是黑社会的？那只是街头巷尾的小混混，其结果是还没混出来，就栽在自己手上了。所以，看了那些部电视剧，总觉得有众多遗憾萦于脑际，心里想，如果要我写黑社会人物，就一定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电影、电视不同类型的黑社会人物。这只是那时候这么想想罢了。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一旦动了心就会去注意，况且我又是那种喜欢傻干的人。有天，去一朋友家玩，席间，我注意到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不爱谈吐，脸上略带微笑，表情似有点拘泥，一双眼睛很平常、友好地望着我们等等。吃毕饭，我这朋友送那人出门，回来后告诉我，那人是某某某，黑社会的老大。我早有耳闻。我是个在下层社会中寻找素材的作家，什么人我都可以聊天，只要他愿意与我聊，我一般都洗耳恭听，没办法，干我这一行，如果不摆正位置——成为录音机，那就没那么多东西可写。一个作家，坐在家，只能凭空想象，而生活本身的故事，往往比作家坐在家里空想出来的要精彩！生活本来就五光十色。当然，这也是懒办法，就是到生活中直接取材，好像木匠到森林里直接取木料一样。最开始，听人说黑社会的人和事，不是很感兴趣，觉得他们与我的生活较遥远，但听多了就听出味来了，就有了些构思，钟铁龙这个人物就浮出了水面，石小刚也从水面上露出了头。钟铁龙说，你可别把我写成一个耀武扬威的人，我可没那么笨。也许这样说，读者会诧异，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在我写钟铁龙这个黑社会人物时，他总是提醒我，他没那么笨。

作家越在生活中挖掘，越能感觉生活中的人活鲜鲜的，有血有肉、生龙活虎的。有些事有些人，简直不用构思，只需记录下来便是了。说穿了，这是懒办法。懒办法却填补了我那缺乏想象空间的大脑。在我与一系列的人打交道中，一些人将他们的故事或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三言两语地说给我听，某某某仗义方面的，某某某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听得我心潮澎湃，还让我十分震惊。有天，一个黑社会中的小老大，跟我说起了我在朋友家遇到的那个黑社会老大，说了那人从十七岁时走进社会的一些“壮举”，听得我一下子似乎找到了我想要写的钟铁龙这个人物的影子。

小说《黑道》写完后，也许是写作时想尽量还原于真实就写得较猛，审稿时自然遇到了阻力，因为有些编辑担心这部小说的伦理和道德的价值取向不好把握。而且我还犯了忌，写了公安与黑道人物尔虞我诈，还写了公安成了黑道人物开的桑拿中心的保护伞，等我把书送到出版社后才知道那些事情是不能写的。这就是这本书拖了这么长时间才问世的原因。还有的编辑，在写审读意见中，尖锐的指出，这是一部犯罪教科书，是一本“教父”。所以我说，人与人是多么不同，人与人对问题的看法是多么不一样。受的教育不同，积累的生活经验不同，审美观就不同，区别就有这么大。这就是这部长篇拖了两年多才出版的原因，要感谢重庆“打黑”，如果不是重庆“打黑”于“打黑”中让一些人感觉到，原来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不光有在党的光辉下健康成长且积极奉献自己的阳光灿烂的故事，还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也会发生故事，也会有流汗、流血和流泪的故事啵地一声发生，像青春痘痘破了样。只是我们的新闻媒介大多去歌颂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了，这些事就被整个社会忽略不计了，甚至被掩盖了。没有重庆“打黑”，这部小说可能还在我电脑和出版社的编辑手上，所以我要感谢重庆“打黑”，把小说《黑道》也“打”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