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军事美德，就必有政治美德，因为这两者都能按照同一目的予以展示。共和国乃公益，以此公益定向自己的所有行为的公民可以说是向共和国奉献其生；爱国的军人则奉献其死，两者都同样地将特殊利益牺牲给一个普遍目的，从而使人性臻于完美。一个人可以通过军事训练学会做一个公民和表现公民美德。

波考克提出，军事训练（在公民宗教襄助下）是人的"原初本性"据以不可逆地发展和完美化的根本机制。 他断言，马基雅维利的创新在于显示人性能够靠军事美德这一手段臻于完美。因为，人性通过给公益作奉献而臻于完美，而这奉献没有哪里比献身疆场更清楚地被要求和得到实现。

昆廷·斯金纳也持有波考克的信念，即马基雅维利信奉公民军队和全心全意为共同体效力这一人文主义理想。斯金纳强调牺牲意愿、爱国主义和对自由的信奉，认为马基雅维利力图在他的公民军队内发现它们，或者以此军队为手段将它们注入政治机体。断言在马基雅维利与古典传统之间有一种终极的连续性，斯金纳相信马基雅维利那样的著作家将"亚里士多德推崇的人物，亦即甘愿为其自由而战的武装起来的独立的公民……再次送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斯金纳认为，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这一信奉是那么深切，以至于蒙蔽了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和政治判断力：他"断然拒绝承认，无论多大规模地召集最自愿、最爱国的公民，也无法指望使意大利的蕞尔小邦能与巨型国家军队一比高下"，后者是法国、德意志和西班牙。斯金纳将马基雅维利征召国民军的努力和他的《用兵之道》视为证据，证明他"对公民士兵理想的不息信奉远远超过单纯重复……人文主义的常谈"。 更为晚近时，毛里奇奥·维罗利论辩说，马基雅维利"希望从古典政治复兴的东西在《用兵之道》里更清楚地得到陈述，甚于在他的任何其他著作内"。确实，他在别处断言《用兵之道》提供了最佳证据，证明他能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从属于共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后者契合"这么一种政治人的常规形象：他有益于"公益、法治和公民平等。

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公民人文主义解释的直接源头是汉斯·巴隆的著作。 巴隆也断言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基本承续了古代人的思想。对巴隆来说，马基雅维利与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15世纪人文主义本质上一致，而后者又坚实地栖身于古典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在一个铿锵有力地谈到《用兵之道》的段落里，巴隆断言马基雅维利同样持有公民人文主义的"信念，即政治美德为实现其充分成长，总是需要在小型自由国家里留存的积极的公民生活"。他接着论辩说，此等积极的公民生活要求"复兴中世纪公社的公民军队"，废除占据支配地位的雇佣军战争体制。 按照这一解读，马基雅维利全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职业化，因为职业军人有如雇佣兵，被认为只为个人利益所驱使。虽然波考克、斯金纳和维罗利各自以不同方式有别于巴隆的全部分析，但他们在下列方面全都一致，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类似于他当时的人文主义，与此相关他尊崇古代，还有公民士兵作为对公益的无私供奉或全心奉献精神的堡垒而占据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