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的意义上，电影一直对这股犯罪小说家的新浪潮很感兴趣；在最早被法国人说成是“黑色电影”的四部美国惊悚片中，有两部是重拍。但是，和这些影片的前版本不同的是，所有这四部1940年代的作品都是A级片，并带有文学性的深奥精妙，获得了城市评论家的好评，并参与了奥斯卡的角逐。［13］同样，好莱坞一直关注欧洲的前卫电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显著的“艺术”标志就是些许乌发UFA：全称为Universum Film A. G.，即全球电影股份公司，成立于1917年12月18日，是由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制片厂合并组建的电影卡特尔联合企业。自1937年起受纳粹政府的控制，1945年停止制片。——译注或者表现主义风格，47《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于1920年在纽约首映之后，这种风格便获得了青睐。［14］因此，好莱坞在1941年前出品的最受批评界推崇的电影是F. W. 茂瑙(F. W. Murnau)的《日出》（Sunrise），而1941年之后就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了。《公民凯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电影现代主义和文学现代主义的综合：一方面，它展现了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苏联蒙太奇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让批评家想起《黑暗之心》、《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美国》三部曲（the USA trilogy，最重要的是，它所使用的是那些不敬的、有点俏皮的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使人联想到赫尔曼·曼凯维茨［Herman Mankiewicz］、本·赫克特［Ben Hecht］、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三位皆为其时好莱坞的优秀电影编剧。——译注，以及以H. L. 门肯为偶像的“报纸智者”［newspaper wits］）。

这个文化对现代主义价值观越来越接受，威尔斯只是这一现象最引人注意的表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观察到，在1914年之前，庸俗的公众会讥笑后印象派、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军械库展览会”the Armory Show：1913年于纽约第69兵团军械库举行的绘画雕塑展，对美国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译注；但其后，当面对那些“宣称要和耻辱的战前世界断绝关系”的艺术时，他们却通常陷于沉默。［15］霍布斯鲍姆说，大多数人不一定真的喜欢这种艺术；但是，它还是与“经典艺术和流行艺术”共存着，变成了“对文化事物的严肃兴趣的证明”（181）。与此同时，从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在大萧条、法西斯独裁、欧洲战争的阴影下，许多艺术家转向社会主义并日益偏爱大众形式和现实主义的叙事（这一趋势受到人民阵线的鼓励，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展开讨论）。在这种潮流的驱动下，再加上文化工业对人才的渴求，现代主义的点点滴滴便越来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规范化的同时，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些批判锋芒。现代主义的早期作品都是令人震惊和刻意艰深的，它抵制市场，并把观众当做波德莱尔和艾略特所说的“虚伪的读者”（hypocrite lecteur）。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大师都已经被供奉在殿堂中了，而严肃艺术亦被期望制造出强硬、黑暗和异化（alienation）的氛围。［16］然而，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从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遥远。詹明信说现代主义艺术是对文化工业的抵抗，但是现代主义和新的经济之间同样存在着“深刻的结构关系”。［17］例如，《黑暗之心》这样的文本，既是一种实验性的叙事艺术，也是源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耸动”（sensation）文学的冒险故事；48正如詹明信所评述的，从大体上看，康拉德的作品揭示了“不仅是当时现代主义的到来……而且，与之清楚地并置的，还有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降临，这种文化即晚期资本主义通常所谓的媒体社会的商业化话语”［18］。

詹明信所说的矛盾在好莱坞的黑色电影中格外明显，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现代主义，也是一种商业情节剧。我所指的不仅是好莱坞的风格特征，而且是——也更为重要——那些故事的“道德的神秘仪式”(moral occult)，即善良势力针对邪恶势力展开的激烈决战。尤其在好莱坞，情节剧是种保守或感伤的形式，它总是和坚定刚毅的英雄、无所忌惮的反角、鲜活生动的动作和最后一分钟营救(lastminute rescues)分不开。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它和精英文化的联系、它在形式和道德上的复杂性、它对性的坦率与它对美国日甚一日的批判姿态）威胁着这种电影，并且从未被主流彻底地吸纳。但是，高度现代主义却和好莱坞的“血腥情节剧”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迷人的艺术张力。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现在将以三个个案分析来提供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联系的证据，这种联系因黑色叙事而产生。第一个是被公认为硬派侦探小说开山宗师的达希尔·哈米特；第二个是格雷厄姆·格林，据博尔德与肖默东说，格林对“黑色电影的诞生（《出租的枪》［This Gun for Hire］），黑色电影对英国的适应（《布莱顿硬糖》）和黑色电影的国际性发展（《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而第三个是比利·怀尔德和雷蒙德·钱德勒对詹姆斯·M. 凯恩的《双重赔偿》的改编，而它可以说是一部无可置疑的1940年代黑色电影。我所讨论的这些作家都把强烈的现代主义意识带入到犯罪冒险记之中，并从好莱坞的制片厂那里获得了酬劳和名誉。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证明了某一特定种类的“艺术惊悚片”（art thriller）是如何能够批评支持它自身的体制；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职业生涯也表明，电影制片厂需要淡化或改进现代主义的黑暗性，并减弱它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