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凯恩对加州有一定的好感，但他的小说并不描写那些成功的拓荒者和道德高尚的人们。《邮差总按两次铃》原定名为《烧烤聚会》（BarBQue），这个名字表明他试图描绘一个社交世界。他的小说反复聚焦于那些边缘的无根之人，据门肯说，这些人是“那帮从草原和沙漠涌入（洛杉矶）的笨蛋”的后代，他们“给予脊椎按摩法的病理学以对爱梅·麦克弗逊Aimee Mcpherson：美国基督教女布道家，是利用现代媒体的先行者。——译注的神学和西席·地密尔的艺术同样的敬意”。［58］作为小说家，凯恩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用福楼拜式的疏离处理这些人物，让他们的命运看上去是宿命的，几乎是悲剧性的。凯恩使他小说中那些注定遭遇厄运、不太善于言辞的讲述者对他们的周遭有敏锐的意识。例如，在《双重赔偿》的第一章中，保险推销员沃尔特·内夫是这样描述尼尔德林格（Nirdlinger）家的房子的：

我所看到的这个起居室和其他加州的起居室并无二致，也许比某些更昂贵些，但是，这里的所有一切不可能用一个商店的一辆卡车就可以装载完成，也不可能早上运到他们家，下午就可以摆放安当收工了。家具是西班牙式的，看上去很漂亮，硬邦邦地立在那里。地毯长15米宽12米，似乎是产自墨西哥的，但实际上是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产品……所有这样的西班牙式的房子都会在窗子的铁护栏之上挂满红色的天鹅绒窗帘，通常还会搭配红色的天鹅绒墙壁挂毯。如出一辙的是，壁炉上挂着纹章挂毯，沙发上则挂着城堡挂毯。［59］

像内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和钱德勒笔下的菲利浦·马洛截然不同，正如从流水线大生产中制造出来的尼尔德林格家的房屋和《长眠不醒》中豪华的斯特恩伍德（Sternwood）别墅大相径庭（尼尔德林格为石油公司工作，而斯特恩伍德拥有一个石油公司）。但是，请注意，两所房屋都充斥着虚荣夸耀的装饰，而两部小说的叙述者都对每个物件的价值了如指掌。因此，在凯恩因为受雇于另一家制片厂而不能改编《双重赔偿》的情况下，钱德勒就是合乎逻辑的替代者了（甚至他的出版商和凯恩的是同一家，而最后文学代理人也是同一人）。85但是钱德勒比凯恩稍欠平淡，是一位更加引人入胜的散文文体家，而当他将加州置于笔下时，他心中总是保留着一个更古老的世界。

钱德勒出生于芝加哥，但他却成长于沃特福德和伦敦那些持有家业的盎格鲁-爱尔兰人之中，并在达利奇预科学校（Dulwich Preparatory School）接受教育。在他于194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有关“美国与英国风格”的精彩文章中，他如此说道：“美国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由那些身为或曾经身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的人写的。他们（针对美国）找到了某种自由的表达方式、一定程度的丰富语汇，并产生了相当广博的兴趣。但他们要运用欧洲品味去加工这些原料。”（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84）当他如此说时，他所想的想必是自己的风格，那是唯美的、经过古典训练的敏感性遭遇通俗词汇的产物。也请注意，他的所有小说都建构在菲利浦·马洛的叙事声音之上——这个人物是硬汉和文化贵族的结合体，因此能从外部视角来看待洛杉矶。正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说的，甚至马洛这个名字也意味着“英国性、优雅和权势”［60］。

钱德勒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但他也不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在给他的英国出版商的信中写道：“和比尔博姆Max Beerbohm：英国漫画家和作家。——译注一样，我可能晚生了半个世纪，我属于一个优雅的年代。我本可以轻易地成为这个世界所不需要的一切。因此我为《黑面具》撰稿。这真是个讽刺的笑话。”（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6）他的小说也有同样向往的调子，暗示了对爱德华时期骑士品质的强烈怀念之情。他曾就现代生活发表如下看法：“我喜欢的人必拥有礼节、风度和一些社会直觉，他们的教育水平会比《读者文摘》略高一些，他们并不会用厨房里的小器具和汽车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品质……尽管除此之外，我宁愿和亨利·福特好好喝上一杯。” （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7）他在加州并没有找到很多这种人，也正因为此，他的作品中弥散着一种孤独感和罗曼蒂克的忧郁。

即便如此，钱德勒仍是描写洛杉矶的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赋予这座城市以风格，让他的读者能开心地随着他漫游(flanerie)于它的海滩、山腰和参差多态的城区。并且，这种体验总是带有波德莱尔式的颓废、堕落、腐朽的甜美气息；于是，像《长眠不醒》这样的小说有时能让人想起艾略特笔下伦敦最黑暗、反动的景象。马洛目光所及，86见到的都是犹太人、同性恋者、黑帮分子、各种野心家和来自中西部的暴发户。甚至那些民房也给他赝品的印象。当马洛破门闯入阿瑟·格温·盖革（Arthur Gwynne Geiger）的月桂谷（Laurel Canyon）邦戈罗Bungalow：周围有阳台带缓坡屋顶的平房。——编注时，他这样说道：“加州房子里，你唯一不能一脚踢穿的地方就是大门了。”［61］

钱德勒靠通俗媒体讨生活，但他的作品却是基于一种惯常的高度现代主义信念，即现代社会是廉价而脆弱的，对真正的文化有摧毁性的作用。他在资本主义美国遭受的挫折加深了他对都市荒原的蔑视。他在晚些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稍晚于他那失败的加州石油业务主管的职业生涯，而他对那些广告商、光面纸杂志或任何为他的技术支付薪酬的现代机构有种本能的厌恶。于是，他一到好莱坞工作，就立即对“巨大的金钱商业运作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之间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怪异血亲关系”发表了评论，并说，制片厂的存在是“为了摧毁作家和他的潜意识之间的勾连”。（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123）而菲利浦·马洛其实大体上也是这样说的，只有少许更动。毕竟，马洛其实是一个象征符号，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说的，“一个小生意人，被迫同黑帮分子、腐败的警察和寄生虫般的富人（通常是他的雇主）作斗争——他只是作者同制片厂写手和大佬之间关系的一个罗曼蒂克化的虚拟人物”（38）。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大大地修改了“马洛-钱德勒之声”，尤其是霍华德·霍克斯的《长眠不醒》（1945），这部电影充满了有趣的邪恶，但对政治却相当漠不关心。然而，那个声音却在电影版的《双重赔偿》中不绝于耳——尤其在沃尔特·内夫和巴顿·基斯之间的亲密打趣中，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两个受雇于某家电影厂的作家。这两个男人关于迪特里奇森（Dietrichson）案件的对话和派拉蒙公司的故事会议（story conference）如出一辙，而沃尔特欺骗保险公司的企图则一如怀尔德、钱德勒对审查制度和制片厂所玩的把戏。保险业和电影之间暗含的相似性让怀尔德产生如此大的兴趣，他甚至和美术指导哈尔·佩雷拉（Hal Pereira）在场景设计上巧妙地强调了这一点：沃尔特·内夫的公寓其实仿造的是怀尔德自己开始为派拉蒙公司工作时所住的夏特蒙特酒店Chateau Marmont：位于好莱坞日落大道8221号，建于1927年。——编注公寓；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则全然拷贝自派拉蒙影片公司在纽约城的家庭办公室（home off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