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写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

荒废集 作者:陈丹青


 

我现在见到年纪青青的农民工、保安、小姐、女招待,就觉得我曾和他(她)们是一路人。区别自然是有的:知青是城里人,民工是乡下人,我们“闹革命”,民工讨生活,但两拨人都在青少年时代开始了大规模而被指定的流放与流浪——蓬头垢面,胡乱吃饭,在任何可以躺倒的地方酣睡,然后做工、打架、偷窃、写日记、等信,以各自的方式耍弄小聪明,试图逃开同伙,指望有一天不再是知青或民工。不过我们远比民工优越,因为有历史的名份,被称作“知青”。此番出现在画展中的家伙们尤其幸运:只因为当年喜欢画画,结果老来居然能够算是一种资格,集体举办画展纪念所谓“知青运动”,同时纪念——甚至带几分炫耀——我们的青春。

其实发起“知青运动”哪里轮得到知青,我们只是被“运动”的分子;每一代人都有青春,我们的青春换得异样的说法,乃因撞上非常时代,于是仿佛有异于常人。“青春无悔”这句话早已是知青的同义词,我却听之茫然,无如改一字,叫作“青春无伤”:幸亏我们一路画了下来,不然倒是要“悔”之不迭:老来下岗、沦落、穷愁,是绝大部分老知青的宿命,而喜欢画画的青年何止千万,画画之外,他们哪来什么适足夸示的美称?

所以我们这一小撮人真是好福气。

这回的展览将会挂出一些什么画,此刻没见到,不好说。知青主题早已过时了,而当年知青画的画,与有关知青的主题,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身份,后者是作品。二者重合,也有的,譬如上海知青画家的先驱:徐纯中、刘柏荣,既是知青,又画知青。1974年全国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画,画一群知青刚到乡下,欢笑着,排排坐,作者周树桥并不是知青。定义知青绘画是件麻烦事:论作品,知青主题是“文革”绘画一部分,难以另说;论身份,则曾是知青的画家与别种出身的同行没两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画路不一,而今聚拢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职有衔,有头有脸,不再是当初混在山沟草泽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时期集体失学的少年。“知青画家”证明了什么?很简单:没有学院,绘画并非不可能。虽然今次展览的作者几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术学院,但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就是今日艺术学生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年龄段,我们都在乡村或农场度过,学画的来路,其实取非正式的师徒制——在欧洲于十八世纪、中国于二十世纪出现现代制式的艺术学院之前,传授绘画技艺无非各种各样的师徒制。中国古昔的画院也是师徒制,并非今日学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谓“非正式”,是在“文革”乱世,嗜画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师,但我敢说,每个知青画家少年时代都有一位,以至几位开蒙的恩师,追随左右,日后闯荡江湖,更有缘巴结各省市美术长辈,寻求点拨,获得提携,这些长辈或许无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画家终生感念的老师。

此外,一个没有学院、媒体和艺术批评的年代,知青画家充任彼此的学生和老师,私心倾慕、私相仿效。青春贵在友谊,习艺的良友尤其珍贵。那十年,绘画是唯一的快乐、希望,这希望的快乐乃是从知青同类而照见自己:于是拼命画画,求上进。知青画家的“业余性”另是一种珍贵的激励,失学不要紧,我们服膺领袖的训导:“干就是学习。”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摩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绘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不敢说要比此前此后的专科艺术学生画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见可畏的后生,我会如阿Q般闪过一念:呜呼,老夫瞎画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与捉弄,另有一番纵容:权威的职业画家那时全部被打倒,论资排辈,暂告中止——舞台忽然空了出来,于是我们被怂恿。你是知青吗?毫无学历,会画几笔,便直接调到省市机构去画画,就我所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甚至有脱产的创作组,或者,我们全都有幸被当时的所谓“美术学习班”召集,每人一块大画布,各自逞能。现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构愿意组织类似的学习班,撮拢流窜的艺术毕业生痛画创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这一层,每位知青都对“文革”心存怀念,不是怀念灾难,而是乱世侥幸,竟成全了我们的画笔。

而最初的觉醒者、怀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国第一批婴儿的成长是见证时代灾祸的全过程,即便没有参考架构,我们仍然有理由被认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如今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与思想领域,有分量有担当的学者大抵当过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学主角,知青画家的表现似乎稍逊,尽管今日官方美术界与学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十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经已草草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的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每代人大约如此,多数隐没,个别彰显,我们,居然只因画画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没我们,知青画家们早已从“文革”的美术舞台全数退出,现在则逼近退休了——好在绘画本无所谓退休,是的,我们真有福气。

1968年,全国街巷一日之内四处张贴“上山下乡”的领袖号令。其时我十五岁,不久,既与全校同学伫立街头欢送上届毕业生集体开赴边陲与乡村。又不久,我自己也挤在起动的列车上,耳听千百人声轰然嚎哭,从此开始知青生涯。这一幕如在昨日,昨日,我们都是大孩子——诸位见笑:本次展览开幕式我们想必都会开颜嘻笑佯装年轻,而墙上大部分作品果然画在三四十年前,向今天展示当年的种种热情、荒谬,还有百分之百的真挚。

 

                          2008年4月28日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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