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3)

荒废集 作者:陈丹青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后,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称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锒铛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 * *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次,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亵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统统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触目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作痛的无数地点消失了。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前后的莫大事变,是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一律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多年后我读到美国人的七十年代回忆,他们居然十分清楚当年来华观瞻的种种奥秘,就像今岁京城奥运会的全套应对也被万恶的西洋人看在眼里,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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