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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5)

荒废集 作者:陈丹青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蹿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裆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嬉皮士运动、伍德斯托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尔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托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里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列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却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2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 * *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湮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贺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 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亡。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我目击多少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回出《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次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分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上几代则多数故去,即便存活,内心都想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除了极少数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有时,我从各种高层回忆录的零星细节中,揣想毛周一辈怎样感受并度过七十年代,那是他们最后的岁月了,他们会料想共和国第一代孩子,我们,将怎样谈论七十年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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