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当我们说再见(2)

约定 作者:(英)约翰·伯格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情侣走进影院时手拉着手,他们在影院外可并不牵手。人们会说,这是对黑暗的反应。但也可以是对旅行的反应。电影院里的座位就像是喷气式飞机的座位。

当我们阅读故事,我们就栖息在故事里。书本的封面如同屋顶和四面墙壁,即将来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四面墙壁之间。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故事的语音把一切都转化为它自己的。电影与现实太过接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电影没有居所。它总是来了又去。在一个供人阅读的故事里,悬念仅仅意味着等待。而在电影里,悬念还牵涉转移。

电影的本质决定了它让我们穿梭在此处和彼处之间。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布列松(Bresson)的第一部杰作——《死囚越狱》(Un Condamné à Mort s’Est Echappé)。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囚犯,方丹(Fontaine)。他要么就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要么就在监狱的活动场地上。我们跟随着他,一丝不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逃离的准备。故事的叙述方式是直线式的,就像方丹为逃跑而制作的绳索。这部影片一定是迄今为止线索最单一的电影之一。不过,在配乐中,我们自始至终都能听到监狱走廊上和楼梯上看守们的声音,还有画面之外火车经过的声音(电影是多么热爱火车啊!)。我们和方丹一起呆在此处的单人牢房里,但我们的想象被拉到了看守们巡逻的彼处,或者自由的人们上下火车的彼处。我们不断地意识到别的地方。这是电影叙事手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唯一与之不同的方式也许就是用一台固定的摄影机以一个镜头拍完整个故事。可是结果也许就是剧院的翻版——只是缺少了演员的在场,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电影之所以是“活动影像”,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事物的移动,而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不同的场所和时间之间的短程运输。

早期西部片中有一些经典的追逐场面,在那些场面中,我们会看到一列火车,一些人骑在马上疾驰在火车旁边。有时,骑马的人能成功地离开马背攀上火车。这是电影的标志性动作,深受导演们的喜爱。一切电影故事都使用交叉剪辑。通常,出现在银幕上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连串剪辑。正是在这些交错中,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正在观看的生活的命运。

当我们阅读时,传达宿命感的是故事的声音。相比之下,电影与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要近得多。在这些意外事件中,揭示命运的正是那些分解开来的一秒钟剪切(cut),或者,几秒钟的溶接(dissolve)。当然,这些剪切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电影想要这样的剪切——它们揭示了电影和故事的命运是怎样紧密配合的。在这些剪切之外的时间里,命运就潜藏在别处,在背后的天空里。

看起来,我所说的无非是这样一点:第七艺术的秘密就在于剪辑!八十年前,格里菲思(Griffith)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已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过,我的论述并不是关于电影制作,而是关于它们在制作出来以后如何影响观众的想象力。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生逢拿破仑时代末期,死于最早的胶片拍摄之前两年,却预见了我们时代的电影摄影的视野。他对人类命运的强烈的民主感驱使他成为摄像机诞生之前的电影诗人。请听:

摇篮中睡着小小人儿,

我掀起薄纱,久久地看着,静静地,用手挥赶苍蝇。

少年和红脸蛋的姑娘转身走上灌木茂密的山坡,

我从山顶窥视着他们。

自杀在卧室血淋淋的地板上蔓延,

我目睹了那尸体,和它黏湿的头发,我记下

手枪落下的地方。

(《自我之歌》第八节)

电影叙事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性质。法国评论家路西安·塞夫(Lucien Sève)曾说过,电影镜头提供的解释几乎不比现实本身更多,然而从这里却产生出了“忠于事物表面”这谜一般的力量。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写道:“电影若要致力于交流,则唯有通过呈现真实之所是。”即使我们等候着被带往别处,我们还是会着迷于银幕天空呈现给我们的当下。那些最习以为常的情景——熟睡的孩子、爬楼梯的人——一旦进入电影镜头,却变得如此神秘。神秘源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熟视无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电影中的事件依然保持着意义的多样性。那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同时具有以下这些特征:有焦点、有意图、是一门艺术,还具有现实的不可预见性。

有些导演,例如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布列松、布努艾尔(Luis Bu?uel)、福尔曼(Milos Forman)和斯派克·李(Spike Lee),会在影片中使用非职业演员。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人物并不比现实本身更易于解释。职业演员,除了那些最出色的职业演员,通常不仅扮演了角色,还成了角色的阐释。

有些电影既贫乏又空洞,这不是因为故事琐碎,而是因为,除了故事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它们展现的那些事件全是为故事量身定制的,没有自己的躯体,以抗拒这些情节。这样它们就失去了可以依附于其上的现实的表面。

吊诡的是,越是习以为常的事件,就越能令人感到惊奇。惊奇之处在于在别处缺席后对世界(熟睡的孩子、一个人、一道楼梯)的重新发现。这种缺席可能非常短暂,但在天空中我们失去了时间感。在电影中对这种惊奇运用得最到位的是塔可夫斯基(Tarkovsky)。在他的陪伴下,我们回到了一个有着已经逝去的魂灵的爱和看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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