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怪的问题，慢慢飘进我的心里，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巴黎的中心更像一个无休无止的住宅内部。建筑成了家具，庭院成了地毯和挂毯，街道就像走廊，林荫大道则像温室。这是一座住宅，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的历史，金碧辉煌、富有资产阶级情调、卓越不凡。若要走出这座房子，或者甩上身后的大门，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巴黎中心。

数量庞大的小商店、手工艺人、时装店，构成了房子里的物品，它的仆人，在此日夜不休地时时提供维护。他们的技能相互关联，十分古怪：理发和雕刻、缝纫和木工、裁缝和石工、饰带制造和熟铁工艺、制衣和绘画。巴黎就是一座公馆。它的梦想是世上最城市化的，也是陈设最考究的。

看看巴尔扎克的书房足矣（如今是一个博物馆，位于Rue Raynouard, 16ème）。这个书房并不奢华。远远谈不上。不过，配有家具、房间封闭、贴着墙纸、装饰优雅并带有镶嵌工艺，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除了巴黎人，任何人在这房间里都会感到压抑和憋屈。不过这却非常适合于这座城市的幻想：巴尔扎克的小说写的是关于财产、人心、命运的故事，而所有这些力量在巴黎交汇的天然场所，就是沙龙。战场就在床上、地毯上、柜台上。巴黎出产的一切东西都是为室内的使用准备的。甚至在典型的巴黎天空中，那不可思议的银色光芒，也像一扇镶着框子的天窗。

什么人居住在巴黎这座宅第之中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别，有自己的年龄，这和人口统计学没有什么关系。罗马是女性。敖德萨也是。伦敦是一个少年，一个顽童，而且，关于这一点，从狄更斯的时代开始就没什么变化。

巴黎呢，我相信，是一名男子，正当二十多岁的年纪，却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妇人。他的母亲有点把他宠坏了，不过，溺爱的方式多为购物，而非亲吻。他无所不谈，他相貌英俊——也许这一次，“清爽”这个词是恰当的，而且他有一种特殊的气概：人生如戏，而他渴望成为世人的楷模，不管得冒多大的危险。作为专家，他的父亲是他的第一个榜样。而今他自己也成了一名专家。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有着一种共谋，不过也有一丝焦虑，因为他们冒着拥有同一个情妇的危险。她也是巴黎。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微笑，那么巴黎的微笑就是她的微笑。

我在脑子里搜索着包含这样微笑的著名绘画，可是却一幅也找不到。走在街上，你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笑容。The Boulevard de Charonne属于工人阶级，夏日炎热，没有树荫。一个穿着花衣裳、手臂健壮的女人，坐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桌旁，喝着啤酒。桌子底下有一条黑色的杂种狗，耳朵上带着斑点。她喂它吃在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的花生。一个坐在邻座的人走过来，停在桌子前。女人走到柜台前为她的朋友买了一杯柠檬汁。“你的妈妈，她真漂亮！”邻座的人对狗说。女人端着柠檬汁回来了。她的朋友，笑着，对她说：“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引领——只要这引领不是太短暂！”穿花衣裳的女人一定已经七十多岁了，脸上露出那无法效仿的微笑，这微笑是出于放纵而又清醒的生活阅历。

出乎意料的是，墓地常常揭示着生者的生活状态。拉雪兹公墓也是如此。你需要一张地图，因为它太大了。分区建得像小镇——有街道、十字路口、人行道：每座房子都是一个坟墓，或者陵墓。死者安息在布置停当的房产之中，仍然受到巨大外壳的保护。每座坟墓都有一个许可证和一个编号：Concession Perpétuelle Numéro……这是最城市化和最世俗化的墓地。

例如，一位父亲的坟墓，上面刻着他的家族指定的铭文：“高级男子理发协会主席。世界冠军。1950—1980”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坟墓？

一座财富的圣坛，这片公墓，无疑。但是，也是民众英雄的圣坛：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147名社员，在此地的一堵墙下被杀；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肖邦。每天，人们来此拜访他们，倾听他们的沉默。

还有一座更加神秘的圣坛，就是我们来此的原因：维克托·努瓦尔（Victor Noir）之墓。1870年，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堂弟，皮埃尔·波拿巴亲王（Prince Pierre Bonaparte），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份科西嘉的反动报刊上，大肆攻击巴黎的进步报纸La Revanche的真诚和善意。编辑委派维克托·努瓦尔和另一位记者前往，要求亲王作出道歉。皮埃尔·波拿巴不仅没有道歉的意思，反而拔出手枪，打死了维克托·努瓦尔。公众为这起政治不满引起的谋杀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一位原本籍籍无名的年轻人，成了民族的英雄。雕塑家儒勒·达卢（Jules Dalou）为他的墓碑制作了雕像。雕像和真人一样大小，青铜铸成，表现了维克托·努瓦尔——当时只有二十二岁——躺在地上死去的情景，离他中枪倒地只有片刻工夫。墓地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第九十二区。

达卢是一位写实主义者，他在雕像中塑造的形象与库尔贝的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品的身体和四肢表现着同样的丰满，同样专注于服装的真实细节，具有类似的肉体分量。两位艺术家相与为友，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被迫逃亡在外，因为他们都曾积极支持过巴黎公社。

维克托·努瓦尔躺在那里，伴随着他的是库尔贝《塞纳河畔的年轻女子》（Demoiselles au Bord de la Seine）中那两位女孩的无拘无束。唯一的区别是，这个男人在那一刻已经死去——他的血液仍然滚烫——两位女孩却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做着她们的白日梦。

一顶文雅的礼帽放在他的身体旁边。他那英俊的脸庞，仍然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自信能够得到女人们的爱恋，以此作为奖励。（每一代年轻人都知道，这座宅第不时转化为即兴的剧场，在它的舞台上，上演着真实的历史——多半是面对死者。）他的上衣开着，他的紧身裤的第一颗纽扣没有扣上。他的双手皮肤柔软，指甲经过精心修剪，双手的手掌松开，期待着触摸或者被触摸，但必须是与那些美好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