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的兴盛，大抵是基于散曲形式的繁荣。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元杂剧的创作与文人的参与，是因为元代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废除科举，使文人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怡情于杂剧的创作。其实这种说法也有其片面性，并不能反映出元代文人的整体状况，金元诗词也并没有因散曲形式的出现而沉寂，只是到了元代，散曲、杂剧才以一种新的形式生面别开。正如王国维所说，“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戏剧将历史与文学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向平民阶层呈现，成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同时也是文人将自己的思想、性灵和情感融入其中的自我表达。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纪君祥、马致远等人的戏曲创作被后人赋予那么多现实意义、反抗精神和人民性，等等，恐怕也是他们在创作之际始料未及的。

明清传奇应该说更多地渗入了文人的唯美主义追求，传奇作者的文化层次与社会地位也较之元代更为复杂。明代从未阻塞过文人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道路，传奇也照样日渐繁荣，文人的参与比元代更为广泛。

除了戏曲文学之外，在音律和声腔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介入，尤其是十六世纪以来昆腔的形成，使得传奇在戏曲舞台上有了更为完美的表现。应该说，明中叶以来的戏曲即有雅与俗之分，并不是到乾隆时期花部兴起和雅部衰落才出现的这种分野。杂剧和传奇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历史故事和市民生活的，唐宋以来的历史小说和话本成了戏曲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一类戏曲为更多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台教化”。老百姓将戏曲故事看成是生活和历史的再现。清代焦循在《花部农谭》中就记述了当时一般百姓观剧后能对剧情热烈讨论，十天半月还议论不休的情景，而他们在评判身边事情的时候，往往也引用戏中的人物和事例作为依据。

另一类戏曲则是文人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自我表达，细腻的打磨，精心的建构，使一部戏曲创作成为深邃典雅的艺术精品，再加上昆腔韵律和节奏，成为更加文人化的作品。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审美标准也有其相通之处。昆曲的三大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乾隆中叶以前，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戏曲家喻户晓，在市井闾巷中传唱不衰，也正是这种相通的体现。中国文人与戏曲有着极深的渊源，明代中叶以后，官僚士大夫之家多蓄养戏班，顾曲、度曲乃至进行传奇创作和晓习音律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是专业的戏曲作家，也会有几部传奇作品传世。如明末清初的阮大铖、吴伟业，其作品《春灯谜》、《燕子笺》、

《秣陵春》也都成为传世之作。清代文学家李调元更是戏曲爱好者，不但著有《曲话》、《剧话》，还自置小梨园一部，自己教习，每逢出游或宴客，必以小梨园演出为乐。李调元是四川人，他将昆腔带入川中，与川音结合，形成了今天的川昆。同治时期的两江总督吴棠也精通音律，尤擅昆曲，除了创建舒颐班，享誉大江南北之外，更是时常与幕友吹笛度曲。像 这样的文人士大夫钟情于戏曲的例子，在清末民初是极为普遍的，这里还 不包括像李渔这样专门从事戏曲创作与研究的专家。

雅部正声的消歇与花部乱弹的兴起并没有使文人对戏曲的钟情热度降低，嘉道以后逐渐形成、同光时期日臻鼎盛的京戏，虽然在戏曲文学上远远逊于昆曲，但在声腔与流派上却又成为文人喜爱戏曲的另一审美标准。

从戏曲的三个元素来说，京戏所欠缺的，正是它的戏曲文学部分，只是剩下舞台表演和声腔艺术。旧时有相当一部分京剧没有完善的文学脚本，只有总讲和锣经，教习方式是口传心授，使京剧的文学性相比传奇大打折扣。对于同光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舞台上演的京剧，欣赏者更多地着眼于声腔艺术和流派的表现，很少有人从剧情和戏文方面进行赏析。

清代伊始，曾明确规定禁止士人与梨园界往来，清中叶以前甚至禁止旗人去戏院观剧，但明代以来形成的官宦人家蓄养戏班和热衷戏曲之风，在有清一代却从未减弱。嘉道以后这样的政令形同虚设，从王宫贵胄到士林官场，文人沉湎于粉墨筝琶几乎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文人的参与已经不仅满足于戏园观剧，而且深入到修辞打本、清歌度曲、临场玩票、集评撰著等各个方面，以文人的功底和修养，很快能达到专业水平。

民国以后，“文采风流今尚存”的天皇贵胄像涛贝勒（溥仪的七叔载涛）和侗五爷（红豆馆主溥侗）等人，都可谓一代戏曲名家，即使是戏曲专业的名演员，也常常程门立雪向他们问艺，可见他们对戏曲艺术的造诣之深。于是，我们在赞誉“四大名旦”的艺术成就时，固然应该看到他们的勤奋刻苦，但也不能忽略他们身边文人的作用。梅兰芳周围的文化人最多，如李释勘、齐如山、冯耿光诸位，对他艺术上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影响；再如荀慧生身边的陈墨香、程砚秋身边的罗瘿公等，都曾在他们的艺术道路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剧评家中也有徐凌霄、张聊公、汪侠公、徐慕云这样的人士，他们都可以说是真正懂戏而又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