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这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一直介乎秘密会党与现代政党之间。它有两次告别会党的机会，一次是民国初年宋教仁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搞议会政治，另一次是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搞联俄容共。第一次“以英美为师”，结果碰得头破血流；第二次“以俄为师”，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道路。这种政治主张，在血缘上，与秘密会党本来就是近亲，因此，转型得以顺水而行。

孙文去世后，1925年5月18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由戴季陶起草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开始把孙文称作“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不可复作”；对于孙文的既定方针，“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在《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中，则更进一步宣称：“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并明确规定：“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三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决议。”

孙文遗教，即国民党之圣经，只能无条件服从、执行，不能怀疑，亦不能创造发展。这一造神运动的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陈陈相因，乃至登峰造极，实在不能完全归咎于领袖个人性格，而是一种潜伏于中国文化的基因使然。要消除这种基因，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亦难以见功。

孙文一生是武力统一论者，但他始终未能统一中国，不特如此，连广东也未能统一。孙文生前曾多次发动东征，1923年4月至9月，围攻惠州古城长达五个多月，无功而退。1924年3月至8月，二度围城五月。惨烈的兵燹，使惠州四乡几成废墟，飞鹅岭下，西湖之侧，原有小黄塘、大黄塘各乡，人口稠密，现在已经满目荒凉，一片凋零，人民不知去向。1925年1月，滇桂联军第三次围攻惠州。

2月，蒋介石率领粤军主力，开始东征。军校两个教导团，加上第二期在校生组成的一个步兵总队、一个炮兵营、一个工程队和一个辎重队，还有第三期学生组成的“入伍生营”，人马威仪，浩浩荡荡，随军出发。

4月23日，廖仲恺和蒋介石、加伦坐船离开广州，到汕头和许崇智商量应付办法。蒋介石对与滇、桂军开战，信心不足，建议坚守东江，占领闽南，待兵力稍事休整之后，再收复广州。这是当年陈炯明走过的路子。但加伦极力主张保卫广州，不惜与杨、刘一战。

28日，继续开会，围绕“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进行激烈讨论。许崇智坚决反对攻打广州，认为陈炯明的军队会乘机袭击他们的后路。但廖仲恺已被加伦说服。他也承认，由于孙文逝世，政府在外省籍军队中的影响一落千丈．如果现在不战而退，只就表明政府软弱无能。加伦和廖仲恺都主张，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蒋介石犹豫再三，最终也表示同意回师。

5月13日，汪精卫从北京回来，没到广州，先行到汕头。10月13日，全体将领集中汕头，包括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以及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参谋长、粤军第三师师长、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就是否与杨、刘开战，作最后的讨论。最后坚决放弃了进军福建的主张。全军回省，遂成定案。决定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所有进军广州的军队，一律系红领巾为标识，打国民党军旗，取代省旗。5月14日，廖仲恺、汪精卫二人，离开汕头赶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