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定下的策略，目的在于加速国民党的大分化、大改组。但以前孙文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无论左中右、老中青，对他都尊崇有加。因此，他成了维系党内团结的纽带。

孙文去世，纽带断裂了。平定杨、刘后，国民党内部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廖仲恺被刺案为转折点，迅速全面开花。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东堤中央党部开会时，突遭凶徒开枪行刺，身中四枪，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在送往百子路医科学院途中，廖仲恺已经断气了。凶徒被卫兵还击，负伤被捕，还没供出幕后主使便死了，只留下行刺用的大号左轮手枪，成为重要线索。

凶案发生后，胡汉民匆匆赶到许崇智处，商议应付办法。汪精卫也在场，他力主请鲍罗廷来。鲍罗廷来后，立即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专责处理此事。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蒋介石情绪激动，誓言要“为廖党代表报仇”。鲍罗廷拟定了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包括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危机。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各派一委员，列席特别委员会会议。这个特别委员会，有一特别之处是，胡汉民被屏诸局外。

革命、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这类早已把人耳朵磨出老茧的词汇，再次排山倒海而来，有如龙卷鱼虾并雨落。汪精卫慷慨激昂地说：“所谓障碍，即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分子，此等分子，在党内各处都有，而在军队中最多，其为障碍亦最甚。廖仲恺同志日日和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奋斗，其死也亦即死于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

然而，在这些铿锵词汇遮掩之下，却是残酷的权力肉搏。

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仍然藉藉无闻，亦未有佩剑上殿，与闻党国大事的资格，但未及一年，却跻身特别委员会三委员之一，足见这颗政坛新星，凭着党军这一资本，上窜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

廖仲恺之死，是继孙文去世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的政治危机。各机关刚刚降下半旗，党内已经风声鹤唳了。大家都想借题发挥。汪精卫急于把胡汉民弄掉，以便独享孙文遗产；蒋介石则想把许崇智赶走，把军权从广东人手里夺过来；胡汉民想归罪于共产党，而鲍罗廷则希望对右派来一次大清洗。

胡汉民被蒋介石接到黄埔军校，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颇为内疚，虽然身怀六甲，亦一直陪伴左右。胡汉民悲愤莫名，在黄埔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不胜怆然地说：“弟与兄久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滇桂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恍如隔世矣。”

政府下令通缉胡毅生。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大批党国要人，在政坛上，本来就是笼面田鸡慢爪蟹的角色，没有多大能量，党狱一兴，惧怕罔有孑遗，纷纷远走高飞避祸。伍朝枢跑到香港，邓泽如、谢持、张继、林森、魏邦平等人，先后觅路而逃。校军四出搜捕，先后拘捕50余人。

9月19日，许崇智的寓所也被军队包围，蒋介石致函许崇智，毫不留情地说：你不卸职，“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许氏听了，泪如雨下，无奈之下，只好交出军权，离粤赴沪。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9月22日，胡汉民也在鲍罗廷的安排下，到苏联考察访问。他深感绝望，好像坠入深渊之中，看不见天日。

但事实上，他还没有完，他还有翻盘的机会。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忍耐”。

银河无声秋气爽，水波浩瀚晚风凉。当胡汉民站在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的甲板上，回想孙文逝世半年以来，政局的变幻，他一夜之间由李斯变成了苏武，不觉临风陨涕，一声长吟：

击楫使人惊岁月，迥舟为我避风波。

青山如解兴亡恨，故国惟闻变征歌。

此时，广州空气依然十分紧张，谁也没有吟诗作对的雅兴。国民党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九人检察委员会，并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军事法庭，开始审讯被捕粤军将领。但审了许久，也没发现什么确凿罪证。直至1926年1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作了“廖案检察经过报告”，内容依然含糊其辞。廖案遂成了一不了了之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