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南方革命军占领武汉后，整个湖北便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起来革命了。湖南农民运动迅速蔓延到湖北。1926年7月底，湖北的农民协会会员，只有万人。到1927年6月，国共最后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县农协”有22处，正在筹备的32处；“区农协”308个，乡农协3852个；会员总人数达284万余人；“农民自卫队”所拥有的快枪多达两千余支。有些地方的农民已开始暴动，捣毁了税务局和禁烟局。其声势之浩大，绝不亚于粤、湘等省。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但也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广泛、激烈的社会革命。

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大声疾呼：“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点微尘。自然工具也有的是创造的，也有的是戕贼的；微尘也有的是病菌，也有的是营养物的发（酵）素。” 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

既是工具，自然就有使用工具的人。那么，谁是这些“微尘”之上的操纵者呢？是谁在利用这些工具去“创造”或者“戕贼”呢？抽象地说，就是“时代与革命”；具体地说，就是“政党与领袖”。

夏天来临，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温度更是飙升一千八百度。这里是罢工工人的天下，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成为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共产党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常常派人混在集会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讲者提问：“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革命？”然后演讲者就加以详细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苏联顾问记述：“最底层的群众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就自行组织工会，而且各厂工会都是按行业组织的。无论你怎样打听工会的数目和工会会员的数目，都是毫无结果的，只能凭印象粗略估计参加工会的大厂工人约为十六七万。”据这位苏联人的统计，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汉的罢工达一百六十起，“就是说，几乎每月罢工五十起。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二十万。大部分罢工发生在半手工业式的小企业里。” 另据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提供的数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组织的工人为四十万。 甚至连要求房东减租的房客，也组织起自己的“工会”。

1926年12月2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维经斯基、鲍罗廷发来电报，要求：“一、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通过罢工千方百计改善工人们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二、不容许出现可能挑起外国军队采取武力行动的过火行为。三、利用罢工运动来加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领导。四、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公开宣布，凡在广州政府解放的省份内，工人一律享有充分的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广州政府将全力保护这些权利。”

冬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中共党员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武器为棍棒，后来拥有枪支。但在中共中央看来，工人纠察队的成份，颇为可疑，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而是由“小业主、手工业者中的勇敢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旧式行会、秘密帮会与同乡会一类江湖组织，渗透其中，势力颇大。1927年1月21日，维经斯基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汇报时说：“至于汉口现在的纠察队，可以把它们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它们合作，但不能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真正的工人纠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