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13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人，但“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要求中共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上层即将发动清共，也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基层建立密切联系，发动基层抗议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两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一开始所采取的合作形式决定的，因缘际会，水到渠成，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被这股浩浩荡荡的大潮推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人们常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但揆诸事实，他已经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做得非常出色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了。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共产国际，完全独立自主，不必事事秉承国际旨意，是否可以开创更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同样地，如果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插手，如果孙文当初不是联俄，而是联日、联德，中国还会不会有大革命的出现？这也是无人可以回答的。

然而，1927年的国民党，已不是草莽时代的兴中会、同盟会，而是一个准备在全国执政的政党，这是客观现实。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执政党，面对社会秩序长期失控混乱，工商业濒临崩溃，法治荡然，民众团体变成第二政府，取代政府管治职能时，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是支持？是放任？还是制止？如果是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怎么支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如果是制止，又如何制止？有哪些可行的制止方法，收效最快，阵痛最小？凡此种种，都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现在，国民党打算用最决绝方法去制止。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汪精卫正式提出“分共”，并拟定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其要点为：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 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从罗易处得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长篇讲话，进行逐点批驳：一、从下没收土地，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是“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一言定谳：国际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