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上世纪70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7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何炳棣、杨振宁、王　浩、任之恭、陈省身。表略）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7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资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属于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做主。唯有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2

对当时“文革”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3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4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1966年中期开始的，到1970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5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6“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8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9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