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纪70年代初访华的观感时曾说：“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17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都用了比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他们都是战乱中离开中国到美国去的，当时战乱中的中国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特别是下层社会极端贫困，这样的历史情景曾经刺激了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盼望中国统一、安定、强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所以在去国二十多年后，看到国家统一成为基本事实，看到社会成员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和早年留在记忆中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印象比较，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很难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去理性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见过一些亲朋故旧，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那些他们所见的人，不可能对他们大胆讲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处境，再加上当时他们到中国来的国宾身份，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当时中国在接待外宾方面所表现出的虚假作法是普遍现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胁外宾的亲朋故旧，不让他们讲真话，再有就是临时装扮外宾所要到的机关场所和亲戚家里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会天衣无缝吗？这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当时经历也是阅尽沧桑，何以会对此一切毫无察觉？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杨振宁的“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的心境，何炳棣的“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的说法，都是很好的证明。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主导思想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和他的父母见面。数学家父亲杨武之告诉杨振宁：“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当杨振宁父亲讲得正高兴时，他母亲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当时杨振宁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18杨振宁访华前十年就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早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发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他们在儒家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常常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矛盾，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但一方面又简单否定这种文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不愿意放弃真实的西方生活，但同时在思想和观念中强烈表现出对故国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曾说：“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习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19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宪钟从美国回来看他，他的孩子们在议论此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但穆旦严肃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穆旦还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20

黄仁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吴文藻和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21

1971冬天，冯友兰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写出“东河昔游地，及见旧邦新”的诗句。第二年冯友兰和梁漱溟见面，“谈话间，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地位事十分高兴，因此对毛泽东十分佩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