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市区一个餐馆吃饭时，我溜了出来，留下林和曾将军派来的化学专家专心讨论。听不懂的中国话充斥着我的耳朵，让我有点抓狂。除了碗碟的撞击声、狗吠声和孩子的哭叫声我能听懂，其余的那些话语对我来说就是杂音，没有什么意义。辛苦工作了一天下来，我已经无法忍受了。中国人一定有很强的神经，他们居然用鼓声、铜锣声和鞭炮声来庆祝。他们跟儿童一样，似乎是因为喜欢噪音而喜欢噪音。还有，他们对难闻的味道似乎也不敏感，否则，对重庆这种城市发出来的恶臭，他们怎么忍受得了？嘉陵江上每晚都有装满人类粪便的驳船驶过，这些东西被用来做农田肥料。北风或西风一刮，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就像云一样，悬在重庆市上空不去。

为了从这顿晚饭脱身，我假装去二楼找厕所，在楼梯上与我的保镖们擦身而过。这里的厕所很原始，在阳台可以看到的发臭小径的地方，摆着一个尿盆和两块垫脚石，往上一站就可以完事了。阳台用中式水洗布挡隔。我把挂装饰布的竹条一端扯下往身上绑好，顺势一荡安全着陆在地面。

我去了乔治·马凯的住处，适逢他不在家，听差把我让进了屋，沏上了茶。在我用留声机播放裂开的唱片时，传来敲门的声音。我打开门，淑贞微笑着站在那儿，我觉得她比以前更迷人了。虽然音乐是从有裂缝的唱片播出来的，但是能说说英语，又可以和这么迷人的女人跳舞，真不错。

“我必须回去了，”她喝完茶了后说，“男人们还在我的屋子里赌博呢。”

“他们在玩扑克吗？”我问。

“麻将。”

“我明白了，男人们赌博时，不喜欢女人们在旁边。”

“其实我们是在开派对，还有其他女人在呢，”她迟疑道，“你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姨太太吧？”

“这倒不知道。”我撒了个谎，“不过，我挺想认识你丈夫。我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事。”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想去见他。”她皱着眉道。

我真想知道，她这么说，是出于什么想法。

“我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我回答道，“我是真的很想见他。”

“那等乔治回来后再说吧，”她很不情愿地让了步，“我一定得走了。”

一个小时后乔治回来了，我把想见汪精卫的事跟他说了。

“让我试试看吧。”他说。然后就走了。

不多久乔治就回来了，淑贞和他一起，还有一个中国男人。他一身西式装束，白衬衣，黑领带。淑贞用中文把他介绍给我。他没有向我鞠躬，而是伸出手和我握手，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像其他广东人一样，他的鼻子很宽，鼻孔也很大。但跟大多数广东人不一样的是，他的鼻梁要高得多。他的头发理成国外的式样，整齐地梳向脑后。中国人的年纪是很难猜的，但是我估计汪大概有五十出头。

我觉得他应该能听懂也能说英文，但他却用法语很礼貌地说，他总是很高兴认识美国人，并希望我喜欢中国。他没问我来中国干什么，但我相信他知道我是谁。他问欧洲会打仗吗。我说会。他接着问美国人是否会帮助中国的抗日斗争。

“或许会用钱来帮助吧。”我说。

几天前，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条件。如果条件被接受的话，中国政府将会堕落成日本人的傀儡政府。我真想问他中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因为有传闻说，汪作为和平派的首领，正在力促接受这些条款。但是我脑子还很正常，所以忍着没问。

当他准备离开接着玩麻将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赢。”

“我玩麻将从来不赢。”他笑着说。看着他和迷人的淑贞双双离开，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赌场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