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某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军军，我要离婚。

我着实又吓了一大跳。怎么突然来这么一下，一点预兆都没有。

我尝试劝她：是否吵架了？夫妻生活，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不要说气话了。

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我忍了很久了，我不愿意再这么没原则地伺候一个人了。

母亲的脾气我是清楚的，她决定的事情我是反对不了的。

这一两年，母亲狠狠地生了几场病，陈叔叔永远不在身边，都是母亲的朋友照顾过来的。而且他也享受惯了母亲的勤快，家，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酒店式的公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难怪她觉得心寒了。但我没想到母亲做事那么坚决。

我说：真的这么严重吗？母亲说：是！我提出离婚，他问我要几万块钱，如果十年的感情用钱买得到的话，这个人我不要了！

我急了：他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凭什么还要给他钱？

母亲也急了：你给不给吧？

我说：给、给、给！

终于，一天的午夜，母亲打电话给我，电话里的声音在哭泣。我吓坏了，就听母亲哽咽着说：

军军，十年了，我曾经爱过这个人。听上去有点文艺腔，我觉得毛骨悚然。但我转念一想，母亲要用多大的勇气才能走出这一步啊。

母亲又过起了一个人的生活。

但她突然变得快乐起来。因为我买的房子在鲁迅公园的边上，不用跟着陈叔叔跑温州以后，她就在每天早上去公园学跳舞。

我给她备了手机，三天两头，她会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学习成绩，我觉得她很快乐。

再见到她，黑了、瘦了，以前穿不下的衣服又能穿了，而且有型了。

她开始结交一群一群的朋友，家里俨然成了一个俱乐部，她充分地展示她精湛的厨艺。

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找到一个高中时的同学，那同学姓汪，中学毕业就出国了，在南美、日本生活了许多年，现在他们做了舞搭子。

我觉得她很神奇。

这以后，我就经常见到这位汪叔叔。我还发现母亲在跟他学做日本料理，学说日语。

母亲的理由是：我们准备找时间去日本旅游，就算他做导游我也得会简单地说上几句。

有一次，我打了两天母亲的电话都找她不着。我都快疯了，当时就想买张机票飞回上海。终于，第三天电话通了，家里一堆人在打麻将，母亲说：哈哈，我们一大帮人去新安江玩去了，手机没电了。过两天我们还说好了去海南岛呢。

我说：老妈，去哪里随便，但能否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啊？

她说：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啊。

这以后，她就经常来南京看我录节目。我让她在选手比赛时和我们的嘉宾坐在一起，嘉宾前面都有灯，选手若唱得不好就可以亮灯。

当一号选手唱到一半时，嘉宾前面的灯就亮了。我问他为什么亮灯？

他很委屈地说：是你妈摁亮的。

全场哗然。我问我妈：是她唱到哪里你觉得无法忍受了？

我妈说：我觉得她长得很可爱，所以就亮灯了。

我妈有次给我来电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你等等。然后，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喂？你是戴军吗？你妈妈在我们餐厅吃饭呢。然后听到一群女孩的笑声。

我说：哦，你好，你把电话给我妈吧。

然后就听到我妈哈哈的笑声，说：他们服务员都想听听你的声音。

再晕！

我回上海，我妈说中午吃大闸蟹。我说：好啊，好啊。

过一会儿，我妈就带着几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大人小孩进来，说：我没骗你们吧，我儿子回来了，你们不是要和他合影吗？来，来，来。

我们高高兴兴地合完影，然后再看我小时候的相片。

等他们走后，我问：这都是谁啊？

我妈说：卖大闸蟹的，都是江苏来的，特别喜欢你，帮我把市场上最好的都给你挑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路过上海，约母亲在南京路见面。

到了人流熙来攘往的这条中华商业第一街，朋友们说：这么多人，去哪找啊。

我说：你们注意看着，最时髦的那个就是了。

然后，大家搜寻了一下，一起指着百步开外的一位女士说：那一定是你妈！

那果然是我妈，站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她穿着一件改良的黑色旗袍，领子以下是黑色的镂空纱，大波浪的头发掩映着化了一点淡妆的脸，架了一副大墨镜，挎着一个小包，手上还持着一柄小折扇，轻轻摆动着。

活脱脱就是一个阮玲玉站在那里。

最近，母亲的交谊舞水平突飞猛进，她和汪叔叔搭档参加上海市的比赛，竟然在老年组拿了个北京平四舞的冠军，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要去抚顺参加全国比赛，询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去，去，拿个奖回来。

母亲说：什么奖不奖的，主要是去玩。

他们两个代表上海在老年组拿了个二等奖。然后，他们果然玩了一路，从抚顺到沈阳，再从大连玩到烟台、青岛。

这就是我神奇的母亲。

前段日子，汪叔叔被车撞了，锁骨骨折。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在上海没人照顾，我就让他住我们家了，至少每天还能吃点好的喝点热汤，你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我很快地回答。

我写这篇文字就是要告诉天下所有的母亲，其实命运和幸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如果说，你的前半生贡献给了你的事业、家庭和孩子，那么，从今天起，你就为自己，再好好地活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