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温暖地安慰我：“没关系，借这个机会参观日本的地下铁也不错。”

终于走出了正确的站口。只是，原来仅需十数分钟的路程，却教我花费了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地面上已然薄暮时分。晚风吹来，我才发觉自己竟在这十二月的冷天里出了一身大汗呢。

神保町，像一个两年不见的朋友，熟悉而陌生。其实改变并不多，房子依然新旧杂陈，高矮不齐，有那种亲切而蛮不在乎的保守落伍感；甚至那些两年前堆积在橱窗后的旧书籍，还是原样放在那儿。我们商量怎么看书店呢？由于齐教授和我所学不同，我们的目标也不一样，可是我不放心把不谙日语的她单独留在不谙中英文的人堆里；最后决定先散步看橱窗，无所为而为地漫游一番。这个时候的我，已焦虑全消，可以完全充满信心地从容任向导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毕竟是应该生存于地面上的人啊。

这一条街，隔着相当宽广的马路，两侧都是书店，间亦有些杂货店，药房或咖啡馆杂陈，但书是它的一大特色。书是神保町之所以为神保町的精髓，如果把这些新旧各种语文各种内容的书籍搬走，这一条街将荡然成为空寂之街。

我们走到一家颇具规模而整齐的书店。楼下卖日文的各种新旧书籍，楼上卖西文的书，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各得其所，便走进去后分道扬镳。我先在楼下转了一圈，观察大体，知道这是一个经营有条理的旧书铺。除了左右两侧墙上有落地的大书橱外，中间另有两排书架。分门别类非常清楚，而且有显明的标识，使人一目了然。譬如说文学类、史学类、音乐美术、经济社会等各科目，都有系统化的整理归档。神保町有许多这类有条不紊的旧书铺，与它们相比，京都的旧书铺就显得散漫些，台北的则更是零乱了。

我在比较文学类的架子上看到小岛宪之的《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册。这是去年退休的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也是当今中日比较文学方面的权威长辈的力作。这一套书的原版，六年前在京都的旧书铺里索价一万日币，后来小岛教授把它再版，曾经送了第一册给我，欠缺二、三两册，未免遗憾，可是我又不想有两本第一册，便试问可否拆开来卖？店员到里面去请示老板。想不到竟可以只购买两本，真是喜出望外。我又在汉文学类栏里，挑了一本新出版的阮籍研究，以及一些过期的学报刊物。战后的日本书籍，无论纸张装订都十分讲究，精装的书外，有一层薄纸裹着，再套以硬壳子，很精致堂皇，可是也很重。这几本书怕有一两公斤重，拿回旅馆不方便，何况我们还要再逛街，便问店员可否代为邮寄台湾。他很认真地拿到里间去秤重量，查邮费，告诉我书与邮寄手续费共计多少，问我是否愿意？我付了钱，自己填写收件的姓名与地址，便完成了一件非常和睦愉快的交易。

楼上的齐教授也在那里徘徊浏览。她拿了一本英国文学的书犹豫一阵，终于归回原处，走下楼梯。我们被两三个店员很礼貌地送到门口，不觉地也同他们一再鞠躬，才跨出门。

日本一般商店多在六点关门，这一区的书店却可以延缓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我看时间还有近半小时，便坚持要介绍有名的“三省堂”给齐教授看。事实上，“三省堂”只卖新书不卖旧书，然而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是一些好看又方便的文具。我每回逛神保町的终点几乎就是“三省堂”。它位于十字路口，所以有两边大门可以进出，同时内部也极宽敞。我先到汉文学部走了一趟，没看到什么新的著作出版，便来到店的中心部位那个卖文具的地方。挑了一些美观的笔记本、书夹和小卡片之类的东西，正要付钱请人包扎的时候，忽然看到玻璃柜的最下层，有一只颇带拙意的小茶壶。那茶壶仅仅比一般酒杯大些而已，一个大手掌几乎可以将它捏在掌心。难道日本人也喝功夫茶不成？不是的。店员说那是写毛笔字时给砚台注水用的。我实在喜欢它，便请他一同包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