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我得记账，得缴税。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逐条列每一项费用的麻烦，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埃莱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可以确定的是，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不见得喜欢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回去的教堂，位于西四十几街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这几年去教堂越来越少了，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越来越短。至少，我觉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开放，从早晨直到午夜。但现在教堂的正殿若没有礼拜或仪式进行时，通常都锁着。我猜是为了防止犯罪事件或无家可归的人，也可能两者皆是。想必敞开大门的教堂是一种邀请，不单邀请那些偶尔想寻找一丝平静的公民，也邀请那些缩着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还有从祭坛上偷蜡烛的小毛贼。

这个教堂没上锁，而且似乎也无人照管，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两侧小祭坛上的蜡烛是真的蜡烛，真的用蜡做的，还燃着火焰。现在很多教堂的祭坛都电气化了，把两毛五的硬币丢进投币孔，一个火焰状的灯泡就会亮起来，亮上值两毛五的时间。就像停车计费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们就把你的灵魂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