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对收入差距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梦想比现实更重要？》一文分析比较了太平洋两岸的收入分配观念。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衡程度的常用指标。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国际的国际警戒线。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持有的想法是: 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普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为通畅。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但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其次，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　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城市就业人员则呈现两头多中间小的哑铃形。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就业完全是市场化的，而城市居民有的在市场化部门就业，有的是在体制内就业，包括垄断性行业。这就是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学术界和政策界都认为，加快城市化步伐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动机。然而，在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提供了两个有趣的城镇化案例。德国在山东的南张楼倡导了巴伐利亚式的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农民不进城也能获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手段是通过大笔资金投入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而浙江温州龙岗在短短20年时间内，从6 000多人的几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值得强调的是，这可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的故事。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起来考量，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另外，在城镇化步骤上，有观点认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违背了宪法，应该尽快废止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管理制度。《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鉴于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一步到位地启动城市化进程，条件还不成熟。城市化应该循序渐进地完成，并且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较快、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地区要加快降低户籍门槛，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对于传统体制较多的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入户限制还有很大难度。一些大城市曾考虑过松动户籍制度，但迫于教育资源不足等压力，很快就叫停了。

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