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模式”之争‖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乐观情绪的焦点正在从中国转向印度。这是近几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用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话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得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其实，就过去的增长记录和当前的发展势头而言，印度比起中国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并且这种差距并未见明显缩小。那么，印度的乐观来自于何处呢？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 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西方看来相当标准的政治框架。经济学原理一再告诉我们: 有了这些，从长期来看，经济是没有理由不增长的。因而，几乎所有人相信，虽然印度脚下的道路并不宽广平坦，但很快她将踏上一条光明大道。考虑到这些，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依旧不那么令人振奋，这倒是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经济的优秀表现，我们已经找到了多重视角来解释。比如，中国路径作为增量式改革被认为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创新，在体制内的利益未受影响的前提下，体制外实现了迅速增长。因此没有造成生产和福利的大幅下降，改革的成本也比较小，走出了一条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之路。另外一个解释是，中国的成功源自其特殊的分权改革。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经历是经济决策权从集权化的中央向地方分散，也就是说，给予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去追求经济增长，而中国通过构架一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罕见的兴趣。

在一般的转型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分权，政治也会出现了民主化和自由化，地方政府官员的去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就增加了地方政府被地方利益集权“俘获”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分权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以经济增长绩效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提拔机制来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着: 为外资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优惠、推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甚至民营化、新建基础设施、经营城市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地方政府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浑厚动力。

即便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高增长，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我们远没有那么自信。相反，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纯属意外。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信贷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远未完善，利率尚未市场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商品市场呢？地区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国际上，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至今也没有得到许多国家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