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谢里登堡参与了很多大案子，并和联邦药品局（简写为FBN，即药品管理局的前身）一起参与毒品案件。FBN探员为了执行卧底任务，经常要先惹点麻烦，然后接受审判，他们在被释放前就待在谢里登堡。渗透贩毒团伙很危险，卧底探员不时有人被杀害。卧底结束时实施抓捕的情形和电影里差不多，参与案子的所有单位，包括FBN、FBI和我的团队三天前得到行动方案，预先把汽车、卡车、机枪埋伏在抓捕地点周围。等卧底出现并亮出证件后，他向行动指挥官确认毒贩，然后实施抓捕。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为政府工作，但作为一个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公民和CID的负责人，我的实际工作经常是充当各地警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

当时的很多案件都有联邦调查局参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政府运动非常兴盛，原本单纯的校园也被这种社会情绪所感染，因此很多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的年轻人经常在军事基地附近晃荡。于是，我手下的探员们开始打入他们的组织内部，如果探听到他们在计划颠覆活动，就会向我和联邦调查局报告。可能有的人认为这些年轻人干不出什么举动，但我告诉你，有一些组织的确曾经计划偷取谢里登堡的炸药，并要炸掉附近的一些军事基地。许多年后，我到联邦调查局任职，并对这些陈年旧案进行了研究，这才知道CID的调查对联邦调查局很有帮助，虽然调查局也从其他单位获取情报，但有用的信息很少，这也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吧。

正当我准备退役并寻找其他执法机构的发展机会时，军方再次找到了我，因为当时越战正在紧要关头，军队严重缺人，因此不希望我这样有经验的人突然离开。很快，他们再次向我提出了优厚的条件：我可以完成警察管理硕士学位的学习，军方在此期间负担我的学费，并照样付给我薪水，条件是和他们预先签订合同，要求我硕士毕业后为他们工作至少两年。我知道这肯定是因为某位上级领导非常认可我的工作履历，我也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垂青。

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深造期间，我除了要完成学业、照顾家庭外，还收到一份军方的秘密任务：秘密瓦解反越战组织。因此，我留长了头发，加入了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举行各种"左倾"的会议与游行活动。我利用自己的身份，把自己装扮成愤怒的退伍军人，到处参加这些激进学生召开的会议与活动，甚至在某分校的刊物上还出现过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长发披肩，把我的女儿扛在肩上参加游行。那次游行的主题是抗议中央情报局（CIA）在校园内招募学生做特工，替他们做见不得光的工作，因此我曾经还担心这种照片会否进入中央情报局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