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兰地。老人舔着嘴唇望着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慢慢地抿动着两片嘴唇，好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专心致志地搓弄双手。

“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吧？”

“当然了，但是我没有许多可说的。我今年三十三岁，上过大学，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说舞文弄墨。我干的这个行业没有多大意思。我给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当过探员。他的探长，一个叫伯尼·奥尔斯的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要同我见见面。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不喜欢警察的老婆。”

“你还有一点儿玩世不恭，”老人笑了，“你不喜欢在怀尔德手下工作？”

“我被他开除了，因为我不听话。在这方面我是很有点儿本领的，将军。”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种话。关于我的家庭你知道些什么？”

“我听说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您有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也都有些野性。一个已经结过三次婚，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经贩卖私酒的人，这人在干这个营生的时候用的名字是鲁斯蒂·里甘。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将军。”

“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觉得哪件有些特别？”

“也许是鲁斯蒂·里甘的事。但是我本人同贩卖私酒的人一向很合得来。”

他尽量节省力气地μμ一笑。“好像我也同你一样，我很喜欢鲁斯蒂。一个卷头发、大块头的爱尔兰人，生在克隆梅尔。眼神忧郁，却总是乐呵呵的，笑容像威尔希尔大道一样宽。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可能同你想象中的差不多——一个冒险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用天鹅绒外套把自己装扮起来。”

“您一定很喜欢他的，”我说，“您已经学会了使用他这行当的语言了。”

他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底下。我把烟蒂掐灭，喝光了±里的酒。

“他是我生命的呼吸——在他还在我身边的时候。他连续几个小时地陪着我，浑身冒汗，像口大猪，一升一升地喝啤酒，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在爱尔兰革命军里当过军官。他在美国住还是非法的。这场婚姻当然很滑稽，也许夫妻关系还没有延续到一个月。我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庭秘密，马洛先生。”

“到我嘴里仍然是秘密，”我说，“他后来怎么样了？”

老人木然地望着我。“一个月以前他走了。突然不见了，谁也没有告诉一声。也没有向我告别。我感到有些受了伤害，但是他不是文明社会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他会给我写一封信来的。与此同时，我又在受人敲诈。”

我说：“您是说‘又’受敲诈？”

他把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当鲁斯蒂还在这里的时候，不管哪个人想要敲诈我，都是自找倒霉。在他到这里来几个月以前——就是说，大约八九个月以前——我给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块钱，叫他别再纠缠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

他把他那稀疏的白眉毛挑了挑。“‘啊’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不是。”我说。

他继续瞪着眼睛看着我，半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把这封信拿去，看一看。再给自己倒一±白兰地。”

我从他的膝头上把信拿过来，又坐了下来。我擦了擦手掌，把信封·过来。信是寄给“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姓名、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倾斜印刷体（工程师都喜欢写这种字体）。信封已经拆开。我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棕色名片和三张硬纸片。名片是一种用亚麻制的很薄的棕色纸，印着金字：“阿瑟·格温·盖格先生”，没有住址，只有下边左角上有几个小字：“收售珍版书籍”。我把名片·过来，看到背面另外写着几行斜体字：“将军阁下：随信附上借条三纸，均系赌债，从法律角度虽无法索取，但仍望阁下以信义为重，如数清偿为荷。盖格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