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一共生了五儿一女。对我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不是养儿防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从杭大退学之后，有人建议我到生产队做会计，到车木厂当车木工，到二姐夫家里做篾工，到学校任代课老师，思前想后，我重拾了父亲的职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对于从医我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个体医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实施早教、早读、跳级的家庭教育方案。

对于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但是，我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坚信并奉行这个理念。为了使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农民必须要抓住农时，该耕地播种的时候就耕地播种，该施肥除草的时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样，抓住最佳教育时机至关重要。我早早就为孩子们的成长规划了一张清晰的蓝图。

刚行医那几年，我们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间租来的百年老屋里。十六平方米的两层楼，坐南朝北，夏热冬冷，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一家八口的卧室兼书房。房间龟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开一条两厘米宽的缝隙，完好的墙壁上贴着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等科学家的画像。我只要有空，就辅导孩子们学习读书，晚上更是雷打不动的自习时间。我和小湘几乎牺牲了一切娱乐活动，连亲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参加。一到夜幕降临，全家人围坐在灯下，我看我的专业书，他们看他们的课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问，每天自习到深夜。

孟母三迁为择邻，而我们多次举家搬迁，从莘塍搬到南陈桥头，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瑞安，为的是让孩子尽早入学、顺利跳级。孩子入学时年龄小，正规小学不让进，我就找简陋的农村小学，让儿女入了学再转学。

大儿子天文六岁进了瑞安莘塍当时最简陋、甚至连围墙也残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学，随后转入莘塍五七小学就读。天文成绩好，我打算不让他读“过渡班”就直接跳级上初中，但莘塍中学对年龄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线”将他转到另一所中学读初一，然后再转回莘塍中学继续学业。初三分快慢班时，成绩优异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情绪，于是我又一次为天文办了转学手续。

在老大的影响下，老二天武只有四岁就吵着要跟哥哥去上学，哥哥在教室里听课，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听，放学后跟哥哥一起回家。五岁我设法送他正式上学，十岁考入瑞安中学初中部。

对许多家长来说，让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从老大开始就为孩子设计好了这条求学路。老大没有如愿，等到老二念高一时，我自己就壮着胆子，写信与中科大少年班联系。7月7日考试，我们3月5日终于得到参加少年班考试的通知。在四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内，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书，天武顺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两个哥哥给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我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入学早，到小女儿天西，十四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岁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常有家长问我，你的孩子个个成才，有什么秘诀吗？我想，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准备更早更长远，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