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说我和肖梅长得很像，都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漂亮脸蛋儿。

肖梅走后，又接二连三地送走了几个同事。英语好的，考了GRE 去米（美）国读MBA了；有家有孩儿的移民去了加拿大那个“大家拿”的国家；图近的去了澳大利亚；最差的也去了日本过把瘾。

肖梅走了，我觉得挺无聊的，就去新东方报了名。

新东方的英语班是无比成功的，五百人一个大教室里，弥漫的都是兴奋和不安， 熔炉般的学习气氛逼得你一坐进去就想考试出国。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搭上了，考了托福，考雅思。

从一毕业到现在，我已经在这家大牌外企广告公司干了四年。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尽管工作很忙，白领小资的外企生活一直让我很享受。一个年轻女性能在几年内做上部门主管已经是件让人羡慕的事了，有着稳定的工作，高薪，优越的福利。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在这四年中交朋友，谈恋爱，结婚。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相夫教子，混到退休。

别人都说我和肖梅长得很像，都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漂亮脸蛋儿。其实我和肖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女人，她是女中豪杰型的，喜欢闯荡，喜欢探索；而我呢，只是一个无比平凡的人，过着平淡但还不至于平庸的生活。我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房子不求大，有门就行；车子不求好，有轱辘就行。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无论怎样奋斗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振臂一呼天下应的英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跟随别人，相信别人，模仿别人。肖梅，她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偶像。

我的偶像走了，我的生活失去了重心。

我家住在和平里青年沟八区十三楼。房子是老公单位分的，五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顶的白灰已经剥落，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天上掉“陷儿饼”。从老房子的窗户向天空望去，总能看到一架架小得像玩具一样的飞机从头顶飞过。一想到肖梅就是坐着这飞机去加拿大的，心中竟生出一种向往之情。

我决定开始申请移民，踏着肖梅的足迹去探索新生活！

第一个反对我的人就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我是学平面设计的，我老公是拉小提琴的，一直在一个国家乐团工作，每年都有一两次海外演出的机会，回来电视台还转播，倍儿神气。所以出国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每次出国演出的时间特别紧张，到了一个城市就要开始走台演出。非要等演出结束，深更半夜了，才能由当地的同学接了去摸着黑参观个风景点，第二天又要奔赴新的城市。说是去了很多地方，照片都是闪光灯闪出来的，背景是哪个国家和城市基本看不出区别。

我叫姜小宁，是文革末期出生的。我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们因为文革而被派去支边的天各一方的生活能够尽早结束，一家人能过上安宁的生活。我的出生和我的名字的确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在了一起，挤在北京十里堡的一个小房子二十几年没有分开，直到我结婚搬了出去，他们才算是扩了房。可能因为我父母是分得怕了，所以他们一听我要移民就炸了。

“移民？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哪儿也甭去。”我爸一脸的不高兴。

我老公比我大几岁，是文革初期生的，所以他被命名为高向东，是向往东方红的意思。

婆婆公公也来了，什么三思呀，后行呀地口罗嗦了一大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无非就是怕我出去后甩了他们的儿子。他们越是这样说，我本来犹豫的心反倒坚定了下来。一定要出去，要逃出这些爸呀妈呀的手心儿，过自由的生活。

我软磨硬泡起高向东：“向东同志，你就从了吧。生个混血儿咱是没指望了，但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呀。以后咱们生个孩子，让他（她）一睁眼就说英文，一张嘴就吃cheese(奶酪)，多好呀。”

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和他吵，说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就说人和人不一样，他们团也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了，何苦呢？他要是十八九岁，他会考虑的，现在都奔三十了，凑合着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