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

肖梅来了有两年多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电话从来没有固定时间，情绪也是喜怒无常。她是个很好强的女人，又极好面子。每次问她过得怎样，她总是说生活在改观，在改观。一天，她半夜突然来电话，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梦中吵醒，兴奋地告诉我她找了份新工作，正在试用期，要是能转成permanent(正式工)就算熬出头了。没出三个月，她又打来电话，说洋人真混蛋，眼看就要转正了，就把她和印度人开了，白人反倒都留下了。她在电话里一句一个“Shit（狗屎）”，看来是气得够呛。

肖梅是学经济的，过去一直在我们公司市场部做经理。到了加拿大，就算她英语不错，手里拿着大老板的推荐信，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新移民来做市场营销。这类工作又体面，收入又高，白人都抢不来呢，哪里轮得到她。她如今与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境遇差不多：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靠山， 找工作只能依赖招聘，真是不容易。

这两年，IT业在加拿大持续升温，很多移民都丢盔卸甲地投奔到这一行里。肖梅就决定去读书，彻底改行，无非是用经济头脑来编程，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很多IT的培训，有无IT背景无所谓，六个月培训，保证百分百找到full time（全职）的工作。

肖梅白天都要去北美精英IT学院上课。说是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潮乎乎的地下室。学员很多，学费也不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记者到医生，干什么的都有。大家云集到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重塑自我，再度辉煌！

时差加上兴奋让我们早上很早就醒了。向东套了一条棉毛裤，北京带来的，三枪牌。他招呼我快起来：“快点儿呀，出去走走。嘿，看看这雪大的，咱打雪仗去。”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眼下北京特时髦的紧身毛裤，向东就嚷嚷起来：“哎哟，您都到了加拿大了，还穿毛裤呀，脱了脱了，回头让人笑话。”“冷！你看外面……”我说。“不冷，快点儿。”向东旋风一般地拉了我的手就冲了出去。

我们裹上大衣跑到外面，欣喜若狂地奔向银白的世界。白雪覆盖了所有的颓废和枯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阳光在光秃的枝丫间闪烁着，在一排排褪了色的木栅上跳跃着。二十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的嘈杂中吃最后的羊肉串儿呢。和平里西街的自由市场人头攒动，卖烤白薯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自行车声，叫骂声连成一片……仅仅二十几个小时，这些声音像被真空吸走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雪白和宁静的世界与和平里是如此的不同， 无法想像它们并列存在一个地球上。四下里静悄悄的，雪扑扑地下着，是那种小时候在北京才能看到的白莹莹的瑞雪，没费什么劲儿就到了脚脖子那么深。

肖梅开着她的二手Honda(本田)车来接我们。她在北京就开车，是一辆崭新的红色富康，走之前给卖了。

“别看是二手的，看看牌子，Honda呀，比富康高了好几个档次，不丢人。”肖梅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以前那富康，买的时候八万，五万就卖了，亏死了。这Honda，你们猜多少钱？六千加币，北京买面的的钱，这在北京你能想像吗？！”

两年没见肖梅了，她有了些变化。那时髦而又俏丽的短发留长了，披在肩上。

“你怎么留长发了？”我问。

“短发每个月都要打理，太贵！留长发挺好，总像大学没上完。”

我还发现肖梅的口音也有些变化，加了点台湾味儿，又贴了些广东味儿，还时不时地冒两句上海话。

“你们知道吗？这儿管普通话叫国语，国语就是我这味儿的。”肖梅说。

肖梅整租了一个house（独立屋），就是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后面有花园，前面有草坪和车库的那种。 肖梅的车拐进一条小街，停在一栋红砖的小楼前，房前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两只肥硕的黑色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