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

我在幼儿园找了份教画画的工作，一小时十一块五加币。我是个知足的女人，一天能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心里就踏实。比起英文班里那些在制衣厂剪线头儿，在宰鸡厂烫鸡毛，一小时拿六块五最低时薪的打工者来说已经幸福多了。

你说加拿大找工作难吧，有时候也很怪。像我这样没师范学校证书的人如果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被幼儿园雇用。而在加拿大，只要你能show(展示出)出你的想法，有没有证书他们根本不在乎。

不过，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并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高雅。除了教画画，我还要给小班的孩子换尿布，收小孩子吃剩的碗，中午哄他们睡觉。那些洋人老师一见屎呀、尿呀的就躲，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这时就只好挺身而出。加拿大的小孩脑袋聪明，屁股都很笨，纸尿布要戴到三四岁才摘下来。

受点累我不怕，我最怕的还是英语不好，无法将教学进行到底。我每天晚上都备课，早上还要复习一遍。讲完一段，我敲敲黑板问:“听懂了吗？”加拿大的小朋友们实在太友好了，生怕说他们听不懂，争着举手喊着:“yes，yes，听懂了。”

我发现中国人对艺术的培养只限于追踪一种潮流或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中国人往往以牺牲孩子的创造力为代价，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奖。而西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不过，有时候又太自由了，完全是放养。

我以前并没有教小孩子的经历，干脆自己创造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来训练孩子对色彩和形状的理解。我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材料来表现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我和他们一起探讨怎样设计一个飞船飞到外星去；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和他们一起挤着画monster（怪物）。

我真的很享受和小孩儿在一起的时光，那段生活真是让人开心。教学的日子让我的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是啊，我一天教五个班，同样的内容一天重复上五遍，傻子也能说遛了。更何况这些本地长大的小孩子一有机会就抢着给我当老师，帮我纠正发音。学校离家很远，园长总是开车送我回去，然后再返回高速回她的家。每次我说谢谢的时候，她都说: “不要感谢我，是主让我这样做的。”

在孩子中，我最偏爱一个叫Woody（伍迪）的五岁男孩儿，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褐色的头发。

这天，我走进教室。Woody正在画一张昨天没有画完的作品――鸡妈妈和鸡宝宝。我只要求他们画上三四只小鸡围着鸡妈妈就够了，可是Woody足足画了满满一纸的小鸡。

我假装皱了皱眉说：“Wow，太多小鸡了，鸡妈妈哪里能生这么多小鸡呢？”

Woody看看我说：“母鸡又不用避孕的，为什么不能生这么多呢？”

“啊？避孕？谁告诉你母鸡不用避孕的？”我很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老师呀。老师说大人要是不吃birth control pill (避孕药）就会生很多很多baby（宝宝）出来。”

我快乐的打工生活在一个被请来做教导主任的来后结束了。

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本姓林，广东话里读作Lam(兰姆）。她第一眼看见我就上下打量了我一番：“Do you come from mainland China (你从中国大陆来？）” 我说是的，我从北京来。她又问了我是不是学生，我说不是，N年前我就大学毕业了。她紧张起来：“Wow，you don’t look your age. (你看起来不像你的年龄呀。)” 撇了撇嘴，带着一脸的妒忌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自从她来了，我的苦日子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这个从香港来的同宗同源的同胞怎么也相处不好，就像猫和狗虽同属宠物，却总是格格不入。我不敢告诉远在国内的朋友，在这人人羡慕的维护人权、尊重人权的国家，很多时候也要忍受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