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妈，您生完了我得产后忧郁症了吗？”我打国际长途问我妈。

我妈问：“什么叫产后忧郁症？生你的时候是文革末期，医院里连护士的人影儿都见不到，跟谁忧郁呀。”

我又打了电话问国内的朋友：“你生完孩子得产后忧郁症了吗？”

“我们忙着挣钱，忙到四十才得了个儿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忧郁什么呀？”朋友兴高采烈地说。

那就奇怪了，肖梅的家庭医生打电话让我们去诊所接她的时候，他可是说肖梅的post-partum depression很严重。回来一查字典，黑纸白字：产后忧郁症。肖梅住着大房子，出门有车开，居然还忧郁了。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夏天，已是八月天，天气还是凉飕飕的。好不容易盼来个大晴天，太阳却好像是摆设，没有任何热情和温度。北京已经好几轮桑拿天了，我们在多伦多的夏天里还没暖和过来，秋天已经不远了。

这个夏天里不正常的人是肖梅。

肖梅的不正常先开始只表现在她频繁而无序的电话上。电话一通，我还没说话，她那边就说上结束语了：“不行了，说不了了，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她说“一会儿”基本上就不会打过来了，打过来的时候也都是夜深人静了。那时的肖梅，声音温柔了许多：“看我这一天忙的，两个家伙终于睡了，真他妈累死我了。喂，你搬来我们家住吧，带上高兴。”

“我不去，你们家不是不欢迎陌生人吗？”我说。

“他不在，他现在老要去美国出差，每两个周末才回来呢。我寂寞得要死， 这房子大得能闹鬼，半夜里电话铃一响能把我吓一跟头。”

我没有答应她过去住，但是答应她常去看她。

每次去看她，她都有些不正常的表现。她的咖啡越喝越浓，烟越抽越多。她的头发长了，随便一卡。她常常很恍惚，东西在厨房里被煮得焦糊也无动于衷。她失眠得厉害，晚上无法入睡。

我去看她的时候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不客气地使唤我在大房子里跑上跑下地为她拿东西。这豪宅看起来好像不收拾也很干净，收拾起来也不起眼，一件一件地干完，再把孩子们弄睡着了，一天就这么没有任何“成绩”地过去了。我心里就骂：死鬼，嫁个有钱人，还使唤不要钱的朋友。

接下来的不正常是我发现肖梅开始服用强力安眠药。

一天， 我跑上楼给肖梅找东西，一个桔黄色的药瓶从床头掉到了地上。我拣起来看了看，记了药名儿就下去了。

回家的时候，向东正在上网，我写了那药名儿：“你查查，看看是什么药。”

“一种安眠药。”向东说，“谁吃呀？”

“我在肖梅的床头看到的，这药瓶是处方药，她吃这药，说明确实失眠很严重了。”我说。

“加拿大很多人都吃安眠药，没什么奇怪的。”

希望如此吧。

肖梅变得越来越不正常，总是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无力，头晕，出汗。嫁个洋老公，好像很合逻辑。又是一通检查和化验。

医生的结论是：虽说加拿大看病不要钱吧，也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做这些无聊的化验。

我就介绍她去看中医调理一下。肖梅刚吃了一副就说药不管用。Bill回来看见她在吃黑乎乎的中药，就更不理解了，统统扔了出去。

多伦多的雨水很多，像情人的眼泪，淅淅沥沥的，没有灰尘和杂质。下雨多是在傍晚，我喜欢旋亮客厅的台灯，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串一串的“泪珠儿”从玻璃窗上滑落下来。

又是一个下雨天，天已经黑透了。雨珠儿一汩一汩的，玻璃毛了，窗外的花草放大了，模糊了……正看得出神，毛玻璃后面显出一张被雨水分割得凌乱的脸。我被这张脸吓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