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话中能告诉父母的越来越少，而父母在电话里说的事却越来越多……

父母不会用电脑打字，怎么教都不行，所以一直没法使用免费的E－mail。刚来的时候， 父母放心不下我们，常常联名给我们写信。一封信寄到加拿大要九天，还要搭六元钱，但这毕竟是他们所熟悉和久已习惯的方式。爸爸总是信件的主笔，内容从来不脱离催人积极向上和寻求进步的主题: 既然已经到了国外，就不要老想着回家，爸爸妈妈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困难就是纸老虎，你强它就弱。生活中要注意团结国内来的同胞，多向外国友人学习，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搞好世界人民大团结……每次看完我爸写的信，我都感觉自己是潜伏过来的特务。

父母毕竟是爱我们的，即便远隔万里，他们的爱连同他们的家长权威也要跨过太平洋辐射过来。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却总能从影视剧中得到无限的想像力。

寄信实在太慢，这个时代不是特别地为了某种纪念，谁还寄信呀。后来我们还是改成了打电话， 每个星期六由我们打给他们，雷打不动。

电话从刚来时一分钟加币的Bell长途计划打到现在的一分钟二分五，科学的迅猛发展的确带来交流的方便。

有一段时间我们喜欢使用电话卡。面值十加币的电话卡在华人店买只用加币就可以搞定。电话卡公司提供的分钟越来越多，我们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内容却越来越千篇一律，不断地重复着“你好吗？”“我很好”“你好吗？”“我也很好”。

最恨的是正说得有兴致，电话卡突然没钱了。于是我们就一次买了十张卡。可没过几天，那家电话卡公司因管理差倒闭了，没用完的八张卡全砸在了手里。

妈妈在电话里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关怀：“我跟你说呀，你嗓子不好，要多喝些麦冬。”她总是在电话上告诉我们怎么拾掇鱼，怎么收拾虾，冬天别忘了穿棉毛裤，中国大腿需要好好保护。爸爸在电话里能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谈到个人发展的打算，捧着他的剪报向我们通报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今年GDP的增长指数，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每每听到这里，我就一边附和着，一边推说国际长途太贵，打断他的唠叨。“好，爸，就这样啊，卡快用完了。”

多伦多和北京，夏天相差十二小时，冬天相差十三小时。白天，黑夜，交谈在颠倒的时空中进行着。

刚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国内的父母诉说着兴奋，汇报着生活和学习的进展；和朋友介绍感受和经验；从前的同事在电话里透露着谁谁也走了，谁谁又回来了。时间长了，父母对我们所描述的加拿大的生活不感兴趣了，他们只希望我们安全就好，他们并不关心我们去了Quebec City（魁北克城）或是Montreal（蒙特利尔）。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和抽像，说给他们也是对牛弹琴。朋友一个比一个忙，打电话给他们，不是在开车就是在请客户吃饭，背景永远是一片嘈杂，害得我们不得不扯着嗓子在电话上喊：“是――我呀，姜――小宁……”那边许久才有了回音，证明着这是国际长途。渐渐地，从前公司的同事也都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剩下的慢慢也都疏远了。

我们在电话中能告诉父母的越来越少，而父母在电话中说的事却越来越多：住的地方要搬迁了，国家补助一部分钱，是买三室呢还是买两室呢？装修是买力邦漆呢还是买多乐士呢？装修队是找老刘、大刘和小刘呢还是找老孙、大孙和小孙？妈妈的腿有问题要做手术了，是夏天做呢还是冬天做呢？家里的电脑出问题了，是先退出呢还是直接关机呢？……不知为什么，妈妈最近变得神经质起来，电话上总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这辈子还准备不准备回来。刚来时，她是上杆子地鼓励我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而垂头丧气的人，最近她总是在电话里叹气，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又吭吭叽叽地说没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感到她的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