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开始，住房问题成为战后社会政策的核心计划，越来越需要现实政府干预。政府回应委员对工业动荡不安含糊其辞，并承诺为地方政府建房提供金融赞助。苏格兰引用上述总结如下“战后的混乱使得立即控制对抗不可能。在我们看来，只有一种选择。国家通过地方政府，独立承担责任。”

战后七年，他们主张重新审视情况，但问题已严重得别无选择。尽管少数报告对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角色持有异议，但这成为英国部长的官方重建政策。

战争期间，有两起关键事件使得政府向政府集中干预政策靠拢。一个是政府出资为战时工人建房。战时的特殊情况，允许中央计划和地方政府干预理念和实践变得更为普遍。同时，基于当下辩论，发现政府需要在建造住房的战时需求下扮演积极角色，使得建房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住房不动产存在的结果，为政府赞助建房提供了坚实证据。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事情是，《房租控制立法》被引用为特别措施来应对1915年的大规模房租罢工运动（13章详述）。这个立法构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根本打击，同时，被证明具有深远影响。依据战时法案《紧急法令》冻结了所有较战前贬值房屋的租金，本该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解冻，但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东会趁房屋供不应求的空子让房租飞涨，各种形式的房租控制又得到继续更新。

房租控制以及不可能消除性，常常是由于战后私有市场无法建造更多的住房。据分析，由于房租低廉，私人投资者不值得投资新房屋。但是，只有提供更多的住房，才有必要实行租房控制以阻止其获利。其结果是，人们主张需要国家建造更多的房屋储备。因此，房租控制看起来导致了政府投资住房的必然。有人建议说，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私有市场本可以提供需求的住房。然而，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在战前，市场不能提供所需的住房。结果是高建房成本加之期望价格下跌而不利于战后投资造房。除此之外，房租控制本身是住房政策的重要部分，在战前就已运作得很好了。

政府资助工薪阶层住房

政府资助工薪阶层住房的结果，是1919年的《房屋法案（1919 Housing Act）》强迫地方政府预估住房需求，对新住房有计划地控制。强调质量：新住房必须满足卫生部制定的最低标准。尽管有了国家中央财政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空盒子，仍必须借钱投入物力、人力到私有房屋市场中（见图11）

图11房地产敦堤，苏格兰第一处政府赞助的住房

（摄影：萨拉·格林提供）人们意识到政府资助需求是暂时的，法案会提供50万套住房，此后，再返回市场力量。控制房屋市场是很困难的（包括难以控制的房租）。住房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成本依然很高，建造速度仍比预期慢，改革逐渐变慢使该项目存在到了1921年便停止的危险。之后，保守党政府取代了战后联盟，继续补助住房。但是，他们1923年的住房法案给了私人开发商特权，他们所收到的补贴几乎是当地政府的6倍。1924年，执政9个月的工党政府决定，实施政府资助住房的主要计划，负责的部长为卫生部长约翰·惠特尼，在格拉斯哥租房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市政盛会主义的强有力支持者。

市政议会现已成功地建造出高价值、高质量的住房，但他们并没有使最需要的人受益。房租依然很高，租房人是有承担购房能力的，经济相对宽松的技术工人阶级。长久以来，人们认识到工人阶级利益有不同意见，争论的中心是，有特权的劳动贵族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自己谋得一处舒适的住房。有手艺的人已经学会接受这一体系，而不是改变它。这群人向1885年皇家协会提议，将工薪住房具体到不同等级，包括更高级的私人住房。在工党的政策中，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联合主义中的非技术联合摒弃这种态度。但是，住房运动积极者通常来自于工人阶层中技术工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