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美国军方表示反对，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难以作出抉择。与英国和苏联军方领导层不同，美国的将军们往往不考虑政治目的和战略动机。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军事指挥员的角色，认为自己只是在军事指挥方面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其他成员一道采取军事行动，突入德国腹地并消灭其武装部队”。他将这一要求理解为：要确保盟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击败德军。至于战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置德国以及处理战胜国内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在艾森豪威尔和绝大部分美军领导人看来，既然美国集团军群此前一直驻扎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并且已经完成了在西欧海岸登陆的任务，他们就应当驻守在英军当时所处位置的南面。1944年8月，艾森豪威尔致电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展望未来占领德国的前景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纯军事基础上解决占领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保持我军各部队目前的部署现状……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命令！”事实上，盟军部队接下来也的确这样去做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关于分区占领德国的大规模论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会见丘吉尔时作了让步，表示同意英苏两国的方案，其中包括同意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和萨尔地区。

但就在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于柏林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盟军一致同意彻底毁灭纳粹德国以来，根据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观念，“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将是一个“重大战果”。此时，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中。与其他人相比，颇具政治头脑又很有人缘的蒙哥马利也许更想获得这项殊荣。在盟军尤其是英军中间，一种建立显赫战功的欲望正在迅猛滋长，他们在密切关注着苏军的意图。1945年3月27日，蒙哥马利致电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恳求艾森豪威尔允许自己单独对柏林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血腥突击”，遭到坚决拒绝。当时，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在1944年9月“市场花园行动”中，盟军对阿纳姆采取的“狭窄纵深突击”战术的惨败，决定在向前推进时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坚持他的“宽大正面”战略，即在保证第21集团军群主攻地位的前提下，美军各集团军应以积极的助攻相配合，以使盟军全线推进到莱茵河西岸。此外，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最终将会被苏军攻克。鉴于盟军当前的获胜速度以及德军即将溃败或投降的前景，柏林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西线盟军此时再把柏林作为主攻目标就丧失了意义。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策：首先，苏军以惊人的速度横扫波兰和普鲁士。由于德军1944年冬季在阿登山地突然对盟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苏联最高统帅部于是下令前线苏军提前对德军发起进攻，以减轻盟军的压力。在补给线和交通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军依然大举穿过波兰西部，不到3周时间便突入德国心脏城市勃兰登堡，并于2月初沿奥得河成功建立了桥头堡。就在蒙哥马利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前夕，苏军的3个方面军已经占领那里将近两个月之久。3月11日，艾森豪威尔设在兰斯的司令部收到情报（后经证明不准确）称：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抵达奥得河西岸的泽洛高地，距柏林仅有45公里。当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于苏军的作战计划和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除了最高层的政治接触外，英美盟军与苏军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以便进行联系和合作。鉴于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打算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他的苏联同行进行沟通，以便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向“第三帝国”心脏柏林推进的问题上，即使像美英这样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也很难进行良好合作，更何况苏联红军与美英西方盟军这两个长期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伙伴。今天，尽管用冷战思维来解释当时的东西方关系显然不符合实际，但苏军与美英盟军结成的同盟的确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联姻”，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在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双方的分歧尤为突出。由于胜利在望，同盟国政治高层不得不开始为战后的欧洲作打算，“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赔款细则以及波兰新政府的问题展开了最后的争论。由于盟军和苏军仍在同德军进行激战，同时美英两国希望说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于是只在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三国军队如何在波兰部署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