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靠东的地方，苏军近卫第39步兵师向施普雷河进发，利用一座残存的桥体，在西岸占领了一处据点。随后，他们与那里的德军展开激烈的逐屋逐街道的争夺战。当时，为了肃清德军的抵抗，快速抵达柏林，争夺“主要的战利品”―――国会大厦，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在进入某个地区之前，往往首先使用重炮火力对当地的德国守军予以歼灭。根据编制，平均每个突击班配备的野战炮不少于3～4门。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里，科涅夫命令列柳申科的部队改变进攻方向，朝着柏林西部挺进，由机械化第10军进攻驻有2万德军的万塞，最迟在4月28日拿下这座要塞，同时命令机械化第6军向勃兰登堡快速挺进。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内，突击第3集团军接到命令向德国总理府西侧的动物园发起进攻，与成功夺取兰德维尔运河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4月27日结束时，驻守柏林的德军手里只剩下东西长16公里、最宽不超过公里的狭长地带。

柏林城似乎到了末日。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没有丝毫的生气。市民们蜷缩在地下室和掩体内，许多人被坍塌的天花板和墙壁砸死在里面。他们即使躲过了苏军的首轮炮火攻击，也会很快被红军从藏身之处驱逐出来，成群结队地赶进临时搭建的审讯中心，有的则被苏军的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在苏军还没有到达的街区，凶残的纳粹党卫军到处搜捕逃兵，迅速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吊死在附近的街灯柱子上，或者干脆将他们就地枪决。

所有柏林市民，尤其是妇女，对于苏军非常恐惧，她们惊恐不安地等待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在很多战斗中，苏军的行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皮娅·霍芬是舍讷贝格的一名家庭主妇，她和几个邻居主妇正在为藏在地窖里的家人准备饭菜时，突然冲进来很多苏军。她这样描述道：“我默默地举起双臂，一只手拿着刀子，另一只手拿着西红柿。但是，全副武装的红军仅仅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士兵吗？有国民冲锋队员吗？有枪支吗？’”当她和其他主妇摇头表示否认后，这些苏军拿走了她们的手表，随后就离开了，走时还说‘表现不错’。”其他的柏林市民，那些千方百计地在柏林城内存活下来的犹太人在苏军面前显得更加轻松，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家人一直躲藏在一个朋友那里。当时，苏军走进他们躲藏的住宅，一名军官高声喊道：“我们并不野蛮，我们会善待你们。”然而，他们在发现几支藏匿的左轮手枪和一些丢弃的军装后，就让住宅里的人们站成一排准备枪毙。西格蒙德向前迈出一步，解释说他们一家都是犹太人。西格蒙德后来向他的朋友瑞恩这样讲述道：

那名青年军官笑了笑，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喉咙的手势，说到现在不可能会有犹太人存活下来了。西格蒙德反复重申自己是犹太人。他看了一下那些靠墙站立着的人。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可以告发他，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藏身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此刻，西格蒙德大声辩解说：“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和家人藏在这间屋子里，我不能容忍你们伤害他们。这些枪支是国民冲锋队遗弃在这里的，与他们无关。”他的极力辩解救了所有人的命。这些德国人开始和苏联人相互拥抱。我们简直高兴极了！那个苏军军官给我们拿来了食物和饮料，站在一边注视着我，还催我们快吃。”

但是，并非所有的柏林市民与苏军的交往都这样令人高兴。苏军第一轮攻击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苏军的杂牌部队。他们不像先遣部队那样严守军纪，珍惜自己的军人荣誉。他们通常由囚犯组成，对于德语一无所知，并且蔑视这种语言，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城区横冲直撞，随意抢劫、杀人，甚至强奸妇女。

截至此时，德军整个防线混乱不堪。尽管通信系统还在运转，但收到的却是来自各方的令人困惑的命令，它们通常相互矛盾。希特勒不再从藏身的地下室里发出命令，而是不停地打听消息：施坦因纳现在什么地方？温克现在什么地方？他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赶来拯救柏林？4月25日，当陆军总参谋部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弗森将军前往元首的地下室时，发现一切都乱了套：门口竟然没有人站岗，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搜查他是否携带武器（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这已经成为一套严格的程序），空瓶子随意丢弃在狭小的屋内，警卫人员只不过在地下室入口外挖了一道壕沟。最近几天，希特勒的情绪波动很大，忽而灰心绝望，决定结束生命，忽而又近乎疯狂地期盼温克尽快前来拯救柏林。汉娜·莱契是一名非常漂亮的女飞行员，也是最值得希特勒信赖的一个朋友。她回忆当时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手里挥舞着一张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碎掉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与他们一道策划着温克的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