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传记材料总是说斯大林是一个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斯大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但是这个矛盾很表面化，实际上并不存在：和俄国大部分工人一样，朱加施维里父亲的护照仍然把他写成农民。然而困难并没到此为止，人们总是把这位父亲说成是：“第比利斯阿利哈诺夫制鞋工厂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和家庭是分开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乡村，这种假设可能说得通。然而家庭和养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却是极不可能的。此外，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戈戈希亚以及经常拜访斯大林的伊雷马什维利都肯定无疑地说，维萨里昂在邻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里做工。因此我们推测，这位父亲在第比利斯的工作是临时性的，可能他的家庭当时仍然住在乡村。但是在哥里的时候，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已经不是鞋厂工人——县城里根本没有工厂——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手艺匠。在这一点上故意含糊其辞，无疑是为了避免削弱关于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血统的印象。

斯大林的正教小学的另一个同学格卢尔吉泽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他写道，约瑟夫的母亲“靠剪裁和缝洗内衣为生”。这种并非无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并不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旧的山民极端顽固的古老的格鲁吉亚传统，妇女一贯屈居于家庭奴隶的地位，几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严的老爷兼主人的面前出现，对家庭事务毫无置喙余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责罚。甚至在教堂里，母亲、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亲、丈夫和兄弟的后面。回忆录的作者们把母亲放在通常应由父亲占据的地位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完全避免谈到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在评论格鲁吉亚极端节约粮食的情况时补充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格鲁吉亚人喝那么多的酒。”诚然，维萨里昂迁往哥里以后，很少可能独自维持一片葡萄园。但是作为补偿，城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dukhans（小酒店），店里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样吃香。

在这一点上，伊雷马什维利提出的事实特别令人信服，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然而比他们早5年，他在描写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时是满怀同情的。叶卡特林娜对自己的独养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对和他一起玩耍和念书的同伴也和蔼可亲。卡佳（人家都这样叫她）是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虔诚信教。她劳碌一生，为牛为马，从未间断：为上帝服务，为丈夫服务，为儿子服务。由于经常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做针线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镜。不过当时格鲁吉亚所有年逾三十的已婚妇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苦，使邻居们对她更为同情。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维佳（维萨里昂），性情严厉，是一个毫无心肝的酒疯子。他把自己赚的一点点钱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养活家庭的双重负担都落在母亲头上。她束手无策地、悲哀地看着维佳虐待儿子，“从他内心驱走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的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冷酷无情”。约瑟夫在苦痛中开始思索永恒的人生之谜。父亲的早死并没有使他伤心，只是使他感到更为自由。据伊雷马什维利推断，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把他对父亲的满腔怒火和渴望报复的心情扩大到一切对他拥有或可能拥有任何支配权的人身上去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即使承认这句话是根据事后的评价说的，也丝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

1890年，显然是在他父亲去世不久以后，11岁的沙夏就夹着洋布书包进入正教小学。①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这个孩子在学习教义答问和祈祷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戈戈希亚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沙夏从教师的讲授中就能把功课记住，不需要复习。事实上，斯大林的记忆力——至少是对理论的记忆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无论怎么说，要当堂记住功课必须格外专心。毫无疑问，僧侣的职务当时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决心对颖悟和记忆力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同学卡帕纳则证明说：在他13年的学习和以后35年充当教师的整个时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样具有天赋和才干的学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第比利斯写书的伊雷马什维利也认为，沙夏是正教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证据为这投下了许多阴影。格卢尔吉泽说：“最初几年，在预备班的时候，约瑟夫成绩很好，随着时间推移，他显示了愈来愈灿烂的才华，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奉命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这样一篇文章里出现“最优秀之一”这种谨慎说法，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约瑟夫并不是最优秀的，并不比全班同学高明，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另外一个同学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回忆具有同样的性质，他说，约瑟夫“是最贫苦、最有天赋的人里面的一个”。换句话说，约瑟夫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测：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级的成绩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学习成绩就很落后的回忆录作者在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时缺乏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