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个性倔强，办事“一板一眼”，而且嫉恶如仇，既不容投机取巧，也不容别人的过失，这就难免“得罪人”，使人心怀怨恨。关麟征与黄维在第十一师共过事，深知他“脾气不好”，便利用第五十四军干部去集团军办事之机进行挑拨。

“黄维动不动就发脾气，你们怎么受得了?大家都是黄埔同学，他凭什么板起面孔打官腔?在哪个部队不能混个师、团长当，何必在他手下受窝囊气!他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跟陈诚学了一套沽名钓誉的伎俩，标榜廉洁，不管下面人的死活，甚至穷得叮当响，还打肿脸充胖子!苦他自己倒也罢了，凭什么让部下跟着受罪!难怪有人对我说要把他从第五十四军撵走。我看你们也只有撵走他才有活路。”

关麟征这些话具有极强煽动性，因为——

在北伐以前，军队的待遇是：上将每月八百元；中将五百元；少将三百二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少校一百三十五元；上尉八十元；中尉六十元；少尉四十元；准尉三十二元。当时银元与纸币基本等值，所以收入颇丰。抗战以后，不仅物价滚翻上升，纸币迅速贬值，而且蒋介石沽名钓誉，命军政部号召发“国难薪”，于是上将至上校的薪饷一律减半，中、少校六折，尉级军官七折，就连士兵的待遇也有所降低。因此，家庭人口多的人，困难便很大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第三期受训期间，许多受训的将领在军政部曾目睹这样一件惨事：一个军政部的少将，因为用报纸包剩饭出门，被警卫“查获”而将剩饭扣下，这个少将便号啕大哭，他说如果不准许他每天将食堂的剩饭带回家，妻儿老小就要挨饿!

所谓“厚禄足以养廉”，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贪污之风自然盛行。但是，蒋介石并不体恤将领的清苦，坚持其错误决定。于是在军队中吃空缺，克扣粮饷的事大量发生，有些“包干制”①的部队，甚至几个月不发饷。但是，在嫡系部队中，明目张胆地克扣粮饷的事仍被视为严重犯罪，是可以处以极刑的。尤其是陈诚系统的部队，控制得更严，将领们只好另寻别的生财之道。

例如第十八军参谋长梅春华，就因为有两个老婆要养活，不得不向人借了几千元钱做资本，利用军部的骡马由重庆驮盐到梁平换土特产倒动赚点钱。这种“将本求利”的做法，较之贪污是小巫见大巫，本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由于军长方天嫉妒他是陆大第九期毕业的，而他本人却是黄埔二期、陆大第十一期毕业的，颇不好驾驶梅春华，所以便暗示政治部主任裘轸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告发。陈诚唯恐这种风气把他的第十八军搞坏，所以便将此事向军委会报告。蒋介石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将梅春华逮捕。

案子交到军法总监何成手里。何以为这本不算什么大事，而且他与梅春华又是湖北同乡，便有意开脱，便以“无罪释放”呈报上去。蒋介石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焉得无罪!”何成无奈，只好狠狠心签判有期徒刑七年，再次呈报上去。当时大后方贪污走私之风泛滥，重庆舆论哗然，尤以孔祥熙的儿女们勾结美国佬走私最为猖獗。蒋介石受到舆论抨击，大发脾气，拍桌发狠：“我非杀几个不可!”他当然不能杀连襟家的宝贝货，适逢何成签呈的梅案二次报告送到，蒋介石盛怒之下大笔一挥：“着即枪决!”梅春华便成了替死鬼。

在抗战后期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使国民党将领们敢怒不敢言：

一日，蒋纬国在重庆街头听人议论，说有两个新兵死在民室中数日无人收尸，这位贵公子哪里能设想如此之事!于是回家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勃然大怒，立命传见兵役署长陈润泽。

陈润泽闭门家中坐，尚不知祸从天上来，兴冲冲跑去，见面一句“部下奉命来到”尚未说完，蒋介石便一声断喝：“娘希屁!”随即便用“文明棍”极不文明地在这位中将的头颅上一阵乱敲，那劲头仿佛和尚边敲木鱼边念经：

“现在老百姓都在骂我们文官贪污，武将怕死，政府无能!你却不能忠于职守，胆敢把士兵弄得病的病，死的死，死了还无人收尸!这样老百姓岂不要更加大骂了吗?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