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第一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某日，我外出参加一场数学训练会议，我带的班在我外出开会时秩序大乱。第二次我因故无法上课时，我想确定孩子们不会再次“让我难堪”。我用很凶的口气说，要是有人不听代课老师的话或没有做好分内工作，等我回来时他一定会很惨。这么做很有效，但孩子们除了知道“要害怕我的愤怒和权力”之外，什么都没学到。

10我想要奖赏和我想取悦某人

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个策略其实是无效的。就和许多资深教师一样，我很不好意思去回想早年的种种愚行。现在，我会在上课的第一天就开始和孩子们建立伙伴关系。我会先请孩子们信任我，同时承诺对他们的信任，接着要他们把第一阶段的思维拋在脑后。如果首要动机受到如此严重的错误引导，他们的一生将毫无作为，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犯灌输第一阶段思维的错误。

第二阶段：我想要奖赏

孩子们终于开始因为“不惹麻烦”以外的理由做出决定了，但老师往往会犯下我们班称为“第二阶段思维”的错误。我猜，很多人都曾在大学期间读过行为分析大师斯金纳（B.F.Skinner）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学到，孩子们因为良好行为而得到奖赏之后，就会大大提高重复我们所认可之行为的可能性。这个主张当然有其真实性。无论奖赏是糖果、玩具，还是延长体育活动的时间，在眼前晃呀晃的奖赏的确是良好行为的有力诱因。

我曾到中学参观过，看到教室里的老师用第二阶段思维鼓励学生完成作业。其中一位历史老师还让授课的各班比赛，看哪个班的作业完成得最好。胜出的班级在学期末将得到奖品。显然这位老师已经忘了“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我和作业完成得最好的班级聊过以后发现，尽管他们在完成方面和交作业方面做得很好，却对历史的了解极为有限。

刚开始教书的那几年，我也为了“成效”而患了这种“奖赏症候群”。如果我因故无法上课，又很怕班上学生让代课老师不好过，那么我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会对孩子们说：“如果代课老师说你们很乖，星期五就可以办匹萨派对。”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代课老师会留给我一张赞美的纸条，我也骗自己相信自己对学生做的是一件好事。毕竟，这总比吓唬好，孩子们也会比较“喜欢我”。好啦，别对我那么严格，当时的我太年轻，欠缺经验。现在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家长在鼓励第二阶段思维时也得提高警觉。小孩做家务就给零用钱固然很好，毕竟我们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运作的——用工作赚取报酬——但用礼物或金钱换取孩子良好行为的做法就很危险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行为得宜是应该的，不需给予奖赏。

“贿赂行为”常见于全国各地的教室。身为每天站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清楚要让小孩守规矩确实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之一。我们的工时本来就长得过分，要是在家庭作业表上打个星星能让孩子们写作业，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我已经无法因此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