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我看着她挂了电话，“是聊股票的事情，他以为我买了一只赔钱的股票所以不停地劝我抛了；但他错了，我的股票一直在升。”

那是我对我妈撒的第一个谎。

实际上错的人是我，我的股票跌入谷底，我为此耗尽了所有的时间，不再有多余的日子来等待它猴年马月重新回涨，我等不到了。我只有再重新翻出那本同学录，仿佛一切回到了原点，事实上应该是更糟，因为我连本钱都没有了。我给当时一页一页翻过去的旧同学一个一个地打了电话，愿意借出的都只是零星小数，怎么都凑不够我妈的手术费。唯有杨络生主动给了我他的银行账户密码，他说那里面勉强能有十来二十万，还可以透支一些，叫我需要多少就拿走多少。我拨通他电话的时候连多余的一个字都不敢说，我觉得我丢脸极了，真的。

最终我还是欠下一屁股债，还要对我妈说：“我把我爸那笔钱拿去炒股，赚了好多，给你动完手术还剩下一部分。放心吧，钱是够的。”

我妈手术后不久便出院在家休养，我提着行李出门的时候她坚持要送我去机场。

“妈，不用送了，快回去躺着吧，你才刚动过手术。”

“啧，手术都做完多久了！”她急匆匆追上我，眯起了眼，“况且，我儿子要出国读书了我怎么能不送呢，也不知道在那边会过得怎样，要多久才回来……”这种话我听着就难受，她越是陶醉在我用谎言为她制造的幻觉中，我就越是觉得羞愧。公车靠站的时候我轻轻地抽回了她紧攥着的我的手，“好了，就送到这里吧，到机场一个来回多花两张车票，又折腾，你还是回去吧。”我上车投了硬币，司机说我行李太多，要多补一张票。我听见我再次投进去的硬币哐当哐当地滚到铁皮箱子的底部，突然觉得落寞——陪伴我的不过是厚重的行李而已。我坐稳之后我妈在外面敲了敲车窗，示意我推开玻璃。她仰着头冲我又叮嘱了几句，无非是什么到国外之后要和她联系，要注意这些那些云云。车启动的时候风从她刚刚让我打开的车窗那儿灌进来扑在我的脸上，我从车两侧的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镜子里只剩下一条无尽的来路，和车里探头往镜子里看的我的脸，随着公车的颠簸像抽泣一样微微震颤。

“哟，年轻人，要出国啦？”我旁边坐了一个闲不住的大伯，他原本坐在过道的那一边，却不知什么时候挪到我的旁边，略有些肥胖的身躯跟我的行李挨在一起，我的行李也就紧紧地贴着我的身躯，隔在我和他之间，小小的两个座位显得尤其拥挤。他大概是听见刚刚我妈跟我说的话，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懒得解释，便随口“嗯”了一声，并且象征性地不太舒服地挪了挪我的身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像受到激发一样，愈发激动地跟我说：“哈，到洋鬼子的地方去，好啊！要是我还年轻我也想走一趟，英语么，也懂那么一点儿。”然后他就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在公车轰隆的马达声里听起来一字一顿怪腔怪调的，大概是“Hello”“How do you do”之类的话。

“怎么样？说得好不好？你可别笑我啊，”他用胳膊肘子碰了我一下，“你就教我几句别的吧，让我也洋气一点儿！”其实我的英语又能好到哪里去，我笑着摇了摇头，“我也就会那么几句。”“嗯？怎么会呢？”他还没等我解释就马上拍拍自己的脑袋，“哦，我明白了，你不是去美国，也对，美国也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没意思，不去也罢……那你是去哪里？小日本？韩国？还是俄罗斯？”他看我犹豫，又自己把话往下接，“是不是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国家？说出来听听嘛，也许我听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