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来吧，也不行。大学时代，我也曾挥斥方遒过，意气风发过，慷慨激昂过。那些不三不四的鸟人们，大概都记得我的口才和当时那种谈吐不俗的感染力，聚会之前争着打电话嘱咐我一定去。推脱两句吧，他们又都嚷嚷着要开好车上门来接我。为了不显得过于摆架子，为了不让这些穷人乍富的鸟人们看见我开辆破帕萨特，最后只好勉强来参加。

大海宾馆一层餐厅，黑压压挤了200多人，进去看见的面孔，或多或少都面熟，我一一点头寒暄。挤到了一个位置站住，我从餐桌上仿效外国人开Party那样的举止，刚拿杯七喜送到嘴边，就有人热情地一巴掌拍在我肩上，让我一口差点没噎死。

压下恼怒挤出笑脸，回头一望，看见一个二碴头、四方脸，哈哈哈地望着我，双臂摊开，做出挚友80年未见久别重逢的亲热状，等着我扑入他的怀中。其实，我当时只想把一杯汽水泼在对方的疙瘩脸上——奶奶的，呛得大爷我喉咙直疼，汽水都从鼻孔里溢出来了。

想了半天，我就是记不起这个傻蛋到底是谁，但确实十分面熟。

“老朋友，贵人多忘事，吴军，我是吴军，连我都忘了。”

真是完全认不出来了。吴军，大学时的同年级同学，来自内蒙，外号“大皮鞋”——这个绰号，来源于他花15元从黑市买了温州人用纸板糊的大皮鞋而来。当时，那双物美价廉的大皮鞋，他仅穿了一天鞋跟就开绽。羞怒之下，他找温州人去换，被一帮人打得耳膜穿孔，脚上穿的一双旅游鞋还被人家扒走，大冬天光着脚丫找公安局报案。

我记得“大皮鞋”当时是个小胖子，戴副玳瑙眼镜，脸色黄白，怎么也跟眼前这个面孔黝黑、精力充沛的小老板联系不上。

“那么多人都认不出你了吧……吴总，您天天打高尔夫，黑精神黑精神的，头发又和上大学时不一样，眼镜也摘了，我都没认出你。哈哈，我是何同，梅大哥你肯定也认得我吧。”旁边又有人插话。

这位何同真没什么变化。仍旧一米八的大个子，仍旧小烧饼一样的小脑袋，当时，他天天披件上世纪50年代部队发的黄呢军大衣以证明他爸是刚刚靠得上“高干”边儿的副师级。何同和我如今的老友明亚一样，整天说话张口闭口就讲“我们大院儿”如何如何。

几年不见，何同当年自命不凡的狂气全无，少了身上一件黄呢军大衣，总觉得他大个子显得特别单薄，就像蚂蚱被揪去了翅膀或王八摘了甲壳一样显得光秃秃的。当时何同与吴军住一屋，他们一起的五六个人，都欺负吴军是内蒙农村来的，干了不少往牙膏里挤脚气药水、芝麻酱里吐唾沫、在人家洗脸毛巾上蹭脚气股癣的缺德事。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何同，为了一件小事，一顿老拳把吴军打得满脸鲜血一楼道乱钻。现在看他这么一副令人恶心的孙子相，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吴军的皮鞋，哦，又嫩又软又光亮的小鳄鱼皮，说不定上万块钱一双；握手时，看他腕子上露出的带钻金带劳力士，少说也得30万元——哥们真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