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等级和阶级的藩篱，从那时起全部被拆毁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实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所有底层的人或者从事底层劳动的人，都再不会安于他的本来身份。在追求平等过程中，日渐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这种地位和身份的焦虑，最终达到病态的地步。如果听到哪个同学如今的官职比自己高一级或者或者哪个儿时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挣几万块钱，人们往往心如刀绞，在道贺和佩服声中，暗暗涌起浓浓的胃酸。

正是群体的比照，让我们失去了往日心态的宁和，增加了其实莫须有的不幸感，焦虑、愤恨、猜忌、烦恼、仇恨，接踵而来。特别是“唯物”的教育告诉我们，人只有今世，“来世”乃宗教的鸦片。在这样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一定要及时行乐——如此，又有谁能不躁动呢？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亚仁兄那种拜墓的举动，才有了我对我老梅家寻根溯源的冲动——无他，既然我们在这个崇拜精英的社会不能招人羡慕，总要找些自我安慰的东西。

因为，在盖茨、潘石屹、王石、冯仑等等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书到处热销的时代（机场的售书点就是个最典型的群氓势利展销台），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狂热地步。

当然，最早把奢侈和财富两个概念加上正面光环的，是继曼德维尔和休谟之后的亚当?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而我们东方的儒教道德，也很简洁：“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这位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富人做出了这样的辩护：

“无论富人多么天性自私，多么贪婪成性，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去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填充他们的私欲，但实际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致一个并非富人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种理论发展到19世纪，更激变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作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连善行都成了违背社会生物进化法则的坏事（赫伯特?斯宾塞）。这种广受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观点，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这个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会中，经济的穷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紧密相连，这不仅仅是人的痛苦，而且贫困和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在无尽欲望的驱使下，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渴望成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于是就产生了无尽的焦虑，上演了无数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和笑剧。

有时候，仅仅是不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启蒙哲学家卢梭的教诲：财富和地位不仅仅是占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拥有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