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周，罗斯福就因严重的中风而去世。他的新任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已然离心离德的联盟。罗斯福并不曾就对外政策（以及别的方面）上的事情和他商量。杜鲁门私下里称自己为“政治太监”。但是他对俄罗斯的好感在1941年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早些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对雅尔塔的麻烦装作若无其事，之后记者询问杜鲁门的看法，他回答道：“这是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之后和记者们一起哄笑起来。

杜鲁门怀着高度的不安全感进入白宫。（他告诉记者说：“我感觉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冲我砸下来。”）他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中承担着责任最为重大的工作。杜鲁门试图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首先，他对自己的总统权极端敏感猜忌，生怕别人挑战自己权威。杜鲁门雷厉风行的决策风格不仅来自于他的个性，而且也是因为他决心要“乾纲独断”。不会像罗斯福最后几年那样，再有拖沓混乱的政府或者桀骜不驯的官员存在了。

第二，更危险的是，杜鲁门决心使其政策不被扣上“缓和”（appeasement）的帽子。他能有多强硬就有多强硬。进入白宫仅24小时，这位新总统就自信满满地告知国务卿，“我们必需针锋相对地对付俄国人”，并且表示“我们过去对他们太宽容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讨论对外政策时，杜鲁门打断了顾问们的话，断然宣称自己一定要采取“强硬”路线。

哈里曼、李海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等总统顾问敦促杜鲁门采取强硬路线，杜鲁门深以为是，这也增强了他的决心。哈里曼警告说苏联人会对“欧洲进行野蛮入侵”，宣称战后与苏联人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必需取决于他们同意开放波兰和东欧。在1945年4月23日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哈里曼展开辩论。史汀生声称决不能因波兰之类的问题威胁和平大局，因为在那里自由选举已然是不可能的了，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全面控制，而且斯大林“不太可能在根本问题上……退让”。史汀生并不是门外汉，他原为华尔街受人尊敬的律师，已有40年担任公职的杰出资历，包括做过一任赫尔伯特·胡佛的国务卿。

但是杜鲁门拒绝了史汀生，而采纳了哈里曼的建议。当天稍晚时，他“用极为简单明了的话”严厉指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破坏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协议。杜鲁门要求苏联人同意建立一个“新的” （而不仅仅是“重组的”）波兰政府。吃惊的莫洛托夫回答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杜鲁门反唇相讥道：“执行协议，就不会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

第二天，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的要求，指出这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这位独裁者表示，“波兰与苏联接壤，与英国和美国却非如此。”斯大林还说，毕竟苏联人并没有“宣称有权干涉”比利时和希腊，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两国做出决定时并没有和苏联人商量过。6月间，斯大林允许再多几位亲西方人士进入波兰政府，杜鲁门勉强地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美国人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承认波兰新政府，会使他们能够利用经济力量来使波兰开放门户，采取让各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获取方面皆有均等机会的政策”。但是，波兰人拒绝向美国人开放门户。史汀生说的是对的。杜鲁门的强硬只能是使俄国更加坚定了控制波兰的决心。